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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流浪的心灵使者（第3页）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地区，刚走完战后贫穷、封闭、欠缺自由的艰苦时代，在1975年左右，人均收入已超过三千美元，整个社会风气日渐自由，结束了苦闷无力的阶段。

逐渐安定、松弛的生活状态，是人们开始产生憧憬的时刻。

这时候，像三毛这样的女子，只身到人们并不熟悉的远方流浪，在她的流浪剖白里，充斥着似真似幻的爱情表现。

这使得对比三毛和犬养道子时，三毛除了流浪、才情等之外，还多了爱情这个对读者最重要的元素，走得更远更深了。

这对那个时代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女性读者，满足了她们对流浪与爱情永恒的想象。

因此，在大陆改革开放后，走红台湾的三毛也能吸引到大陆的读者，最关键的原因，或许即在于她所反映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乃是这种社会形态下某种女性共有的期待和情绪：对自己感情世界的自主，以及能走出生活牢笼、呼吸开阔空气的期待。

70年代中期的台湾，经济上已进入小康社会，政治气氛也趋于松弛，“自由”

的气氛开始弥漫在每个领域，年轻女性尽管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太能够在公共角色上与男子一争长短，但在生活领域和感情领域，朦胧的自觉却已开始浮现，三毛就是在这片天空里扮演着角色，三毛式的女性个人主义，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不过，在享有声名之后，三毛却和长她一两辈的台湾女作家谢冰莹、徐钟佩、张秀亚、林海音、薇薇夫人等女作家不同，除了女性意识下的写作特征外，就西方文学叙述观念而言，她的写作具有很强的“自剖自白性”

（fession），这种掏心掏肝的写作方式，满足了读者，却是把痛苦丢给了自己。

三毛成名后活动频繁，谤誉当然交相而至。

与她同辈的另一女作家廖辉英，在她死后《皇冠》杂志的纪念文章里，作了这样的评论：“她（三毛）成名之后，一直在舞台之上，光圈之中，众人瞩目。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我很知道她处世的困难，因为读者要求她的，对她而言，带着极大勉强的成分在，与真实的三毛，有着相当的距离。

……三毛本身，即是一个传奇，有关她的传言便多得不胜数。

有些甚至相当离奇，包括荷西的存在与否，或荷西的存殁问题等等，非常骇人听闻。”

因此，以“自剖自白”

作为写作题材的名人三毛遂难免掉进了一种陷阱中。

她成了名人，被人窥视，必须更加暴露自己，而人们对她所暴露出来的部分，则疑真疑假。

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圈，愈出名也就愈不快乐，最后三毛自我了断于生命沉重中，或许有这样的原因存在。

三毛在自杀前曾告诉友人说她是“不自由”

的。

她的这种感觉，也反映出自我暴露、被窥视、成名的负担等恶性循环的道理。

而今离当时三毛崛起文坛已逾三十年，时光荏苒，无论我们怎么看待三毛这个人，她作为特定时代具有表征意义的代表人物这一点，终究是无法被磨灭的，自由自在地流浪，乃是人们亘古以来的一种梦想，那种自由不也是你我所渴望的吗？

南方朔

台湾著名学者，先后任《中国时报》、《明报》等多家媒体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