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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3第四十三章 日本政府拒绝给予残留老兵国家赔偿（第1页）

PART43｜第四十三章日本政府拒绝给予残留老兵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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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离“万字楼”

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

经过九天的审理，原第十总队少将副司令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原第十总队三名团长住冈义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十三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被推上被告席之前，抗拒改造的河本大作与岩田清一已双双病死狱中。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

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

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

，共有三百四十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五十余名八路军女兵。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亲眼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十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

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

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这位原第十总队第六团的连长回到日本时，身穿中山装式的军便服，头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徽章，从服饰到气质，都与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无异。

山下正男后来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书，记述了“残留日军”

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十五年后被提前释放，回国之前，他向狱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参观、谢罪的请求，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接待组。

一九六四年三月间，城野宏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工作站中校副台长），由中国红十字会派人陪同来太原参观访问。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城野宏（左一）等最后三名日本战犯被裁定释放后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谈话

城野宏等人抵达太原后，接待组将他们接到条件最好的并州饭店，城野宏等人没有想到能“享受到贵客的礼遇”

，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这次是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的。”

城野宏说：“我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

看上去，他十分伤感。

他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拜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表达他们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

城野宏还提出要拜访老朋友赵瑞（日伪时期，曾在城野宏手下担任山西省保安副司令）、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孙凤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的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致以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凤阁梁战场遗址，并希望能够故地重游“山西省绥靖公署”

（即晋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复兴楼”

（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旧址、山西省军区司令部机关大楼），以及他曾居住过的东华门十九号寓所。

城野宏并没有提出游览万字楼，但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他再一次来到了文瀛湖畔，一边是他实施残留活动的万字楼，一边是他接受审判的海子边大礼堂，当年他在海子边大礼堂接受审判时，几十米外的万字楼，正是他参与残留活动策划与组织的罪证，如今，当他向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面对近在咫尺的这两座建筑，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万字楼、海子边大礼堂、山西省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三座见证城野宏人生重要历程的建筑，就这样奇妙地被集中组合在了文瀛湖畔。

接待组满足了城野宏等人的要求，并安排首长陪餐一次，在长风剧场看晋剧一次，增加游览市容一项，每人送一件御寒棉大衣，赠送一套太原活动照片。

城野宏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与妻女会面

通过参观访问和接待组的友好接待，这两个前日本战犯深感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也进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发进取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成就，从而受到了深刻教育。

城野宏说：“参观太原后，我的思想又比抚顺监狱大大提高了一倍，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们难以置信。

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地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军国主义，现在我说什么赔情道歉的话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日友好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