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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源起（第7页）

希拉里用直率和严厉的语言，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她拜访女童和妇女的过程中看到的震惊的现状：“由于嫁妆太少而被浸泡在石油里、被丢到火里焚烧致死”

，“只是因为生而女儿身，就被饿死、被淹死、被掐死、被扭断脖子”

等等，她的描述将会场气氛推到了**。

她说：“如果这次大会里能够有一个信息向外部传递，那就是：人类的权力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也是人类的权利。”

对一个不像奥巴马那样对金句信手拈来的人来说，这可是令人非常难忘的金句。

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角色让希拉里明白了该如何为人权战斗，也让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贯彻这一认知。

最讽刺的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的访华处女行14年之后，希拉里告诉记者：就人权问题在中国发表演讲其实非常难，因为中美两国需要在其他一些压迫性问题上共同努力，如气候变化和朝鲜核问题等。

埃莉诺·罗斯福的理想主义让路给了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然而，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在希拉里身上得到了长期的融合。

18岁那年，她在写信给对她精神追求影响非常大的卫理公会青年部牧师唐纳德·琼斯（DonaldJones）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有人能同时拥有保守的思维和自由的心灵吗？”

思维和心灵的二分性贯穿了希拉里的所有外交政策和政治决策，她的传记作家也指出，这就是她对越南战争愤怒不已，却没有上街游行反对的原因。

当她在比尔·克林顿的参谋团里扮演了微妙却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影响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决策时，这种二分性再次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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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刚掌权不到一百天，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穆斯林小镇就被波黑塞族（BosnianSerbs）包围了。

身为作家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Wiesel）当时前往白宫，就“中立的危害”

发表了演讲。

在此之后，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便邀请他到白宫的总统住处，同行的还有希拉里、希拉里的参谋长梅兰妮·韦维尔（MelanneVerveer）和后来成为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特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

据韦维尔回忆，比尔·克林顿简短地跟维瑟尔介绍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冲突，并问他：“你会怎么做？”

他说：“埃利十分清楚答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他的话对希拉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她后来在书里写道：但在那个时候，她已经认定“阻止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塞尔维亚范围内，进行选择性空袭。”

她的丈夫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说服不了欧洲同盟。

所以他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提出了一项可能无效的策略，即向波黑塞族让步，试着跟他们开展和平谈话。

等到美国所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实施空袭，迫使波黑塞族坐到会议桌前，签署代顿协议（代顿协议（DaytonAccords）：1995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议，结束了波黑战争。

2014年11月11日，决定将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任期延长12个月，由其发挥主要的稳定和平的作用，保证《代顿和平协议》得以执行。

——译者注）后，已经过去两年了，斯雷布雷尼察又有8000多人丧生。

六年之后，1999年3月，她建议她的丈夫下令对科索沃地区开展空袭，波黑塞族正在那边试图彻底消除阿尔巴尼亚人。

“我力劝他开展轰炸，”

她接受《说客》（Talk）杂志采访时如是说，还复述了自己在前往南非的途中打给比尔电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屠杀，你不能任由事态发展，留到下个世纪。

如果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了，要NATO有什么用？”

不少人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问题上赞同希拉里的鹰派观点，包括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她比希拉里早十年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担任大使。

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列出一系列反对美国政府干涉波斯尼亚地区的原因时，她说了一句举世闻名的话：“如果我们都不能使用，那你经常说这个精湛军事队伍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5年夏天，奥尔布赖特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张直白的备忘录，表示即使需要撤离联合国安置在那里的维和部队，美国也需要重新考虑开展空袭的决定。

希拉里留意到了这张备忘录，所以当比尔考虑究竟要让谁替代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Christopher）来担任国务卿时，她全力推荐了奥尔布赖特。

“希拉里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玛德琳呢？她的观点与你最契合，也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阐述你的观点，更何况，选她做国务卿能让你母亲高兴呢。

’”

奥尔布赖特告诉我，“如果没有希拉里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当不上国务卿。”

这两位女士一起出去旅行，迅速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