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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谨小慎微的陈长捷却在撰写文史资料问题上不惜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第1页）

28.谨小慎微的陈长捷，却在撰写文史资料问题上不惜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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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回到上海的陈长捷，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他的天地不大，每日步行去上海市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下班后便步行回到苏州河畔的家里。

这里距离他儿子的住宅不远，所以他的活动空间，最大也就是带上老伴，去儿子那边度个周末，享受一下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诚然，获赦以后选择去向时，因为是福建人，他曾考虑去福州工作，但孝顺的儿子恳请年迈的双亲能来上海，以便在饮食起居上有所照应。

陈长捷答应了儿子，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了天津和北京。

天津市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考虑到陈长捷担任过天津警备司令，是天津战役国民党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能够为地方文史资料的征集有所贡献，所以欢迎他去天津工作。

而陈长捷考虑到天津是他的伤心地，尤其是火烧宜兴埠的罪恶，即便天津人民愿意饶恕他，触景生情，他的后半生也只能在良心的煎熬中度过。

至于北京，首先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欢迎他，其次是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挽留他。

傅作义是他保定军校六期同班同学，又是当年的国民党华北“剿总”

总司令，担任着他的上司。

然而，随着傅作义起义，随着陈长捷被俘，随着陈长捷当面以及背后对傅作义的大骂——“让我们牺牲，做他们向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两位同学的同窗之谊已经**然无存。

至少在陈长捷看来，傅作义希望他留在北京是一种可笑的忏悔，而他远走高飞，则是一种并不可悲的选择。

陈长捷担任文史专员之前，曾经当了几个月的清洁工人，而这个工作是他通过努力才争取到的。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的安排，他应该像南京的邱行湘那样去街道企业当工人，但是他以这样的理由谢绝了：“政府现在给了我公民的身份，我就应该从最底层的公民做起。

这和军人生涯的准则是一样的：要当好将军，必须首先当好士兵。”

陈长捷是真诚的，每日清晨上班，手拿扫帚如同手拿指挥刀一样神气，他脱去草帽，摘下口罩，坦然地面对过往人群点头微笑。

他负责的地段有五个垃圾桶，按照规定，每周需要清洗一次，他却规定自己，每周必须清洗两次。

清洁队负责人有些担心：“你是我们年龄最大的清洁工，这样的劳动强度，你会体力不支的。”

陈长捷解释道：“我求的只是精神愉快，心理平衡。”

陈长捷的天性当中，有一种胆大妄为的元素。

还是在他年少时，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来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却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

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行前必有三思，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