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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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第4页）

虽然我们异地相隔，但我生活上遇到难题总是写信向他讨教。

他十分耐心、理性地为我分析事情，告诉我应该如何应对，还经常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

我不但喜欢他而且也很尊敬他，而他在信中总是称我为他的女儿，可见他对我的喜爱之情。

二爸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劳改的苦景，但他的身体却无声地告诉我们，他被折磨得撑不起了，到印刷厂就是因为他得了十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

1967年我在西安见他，他说话就不停地咳嗽，还不时地喘气。

后来给他平了反，恢复了教职，但他已经不能讲课了，他带的研究生都是到他家中授课。

如果二爸不受那场折磨，他会教出多少优秀学生啊！

他曾在信中告诉过我，他带的研究生，有两人进入了国务院政策办公室，给高层领导提供经济决策。

他研究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他的研究成果终于派上了实际用途。

二爸（前右二）回重庆与亲友团聚

二爸晩年一直在与疾病战斗，他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离开了我们。

最近我读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我才知道中国的右派经历了些什么，他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真是触目惊心啊！

比较起来，二爸算是幸运的。

他没有在劳改中丢命，他平反了，虽然身体已被折磨得一塌糊涂，但最后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不幸中的大幸啊！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时间都与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是“吃”

和“饿＂。

1959年，我才十一岁，就开始饿肚子了。

越到后来，吃的越匮乏。

那时我们住的楼房已被征收，一大家人被迫搬迁到山益村二号院的小屋子里。

这样的住处，跟挨饿要般配得多。

不然，一家住在三层楼的“别墅”

里，却在煮野菜叶子、喝“小球藻”

充饥，恐怕也太喜剧了吧！

我记得，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

定量很少，根本不够吃，加之基本上没有什么肉和油，所以每天都是“痨肠寡肚＂的，饿得心里发慌。

我那时十一二岁，正是身体发育期间，亟需营养，可不但没有什么营养，却连饭都吃不饱，可想我当时是何等的难熬。

每天上学，上午坐在课堂上心里想的是快到中午，快点吃饭。

下午坐在课堂，心里又想，快点下课，回家吃晩饭。

说实话，那时除了一个“吃”

字，还装得进什么“知识”

啊！

有天早上，妈妈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买一个烧饼当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