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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走出大山（第1页）

终于走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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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肖宁凤摄）

在我们下乡三年之后的1972年，知识青年迎来返城的**。

知青返城是一个让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的大好消息，全社会都欢呼雀跃。

因为知识青年们终于可以回到故乡与家人们团聚，家长们也终于盼来自已的子女回到身边。

我们新民大队四个生产队的十多个知青开始返乡，我们一队的杨传瑞、王宗元、李肇琍、李肇琍的妹妹；二队的冯大卫、梁和、唐沙波、肖宁凤；三队的袁长江、龚长宁；四队的王宗笠、刘明白。

这十二个人全部都“刑满释放”

，只留下我和鲜继锦二人回不了城。

我不能回城是因为政审材料上写了我父亲“问题不清楚”

几个字，这几个字可把我害惨了。

如果写的是“资方代理”

、“资产阶级”

之类都还好办，至少问题是清楚的。

但是“问题不清楚”

，招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我大弟刘明白的档案是否与我一样我不知道，但明白会拉手风琴。

这一拉，招工的就把他收了。

我本来也可拉拉小提琴，但明白把我的小提琴偷偷拿回城去卖了，用那钱为自己买了一个旧手风琴，我就什么表演道具也没有了。

鲜继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回城我不清楚，恐怕是因为他的父亲解放前是重庆的大资本家。

他后来比我还要惨，一直在兴隆待了八年，此是后话。

我的同伴们一个个地都离开了，我们新民一队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单影只”

，热气腾腾的屋子变得异常冷清。

晚上、月冷风清，没有一丝人气。

因为我们后来独立门户，搬到专为知青修的木屋，离社员们又远，所以，她们走后，我就一个人独守几厢空房。

寂寞孤独差点要把我淹没，住了不多天，我就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父母为我回不了城焦急万分！

他们到处托人帮忙，使劲要把我调出来。

当时，最有“权势”

的恐怕就是我的六姑爷和隔房的彭姑爷了。

六姑爷在市委工作，是个一般干部。

彭姑爷是革命干部，级别也不高。

我爸就去求他们帮忙，他们又去求别人帮忙，爸妈还去找过我的老师。

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想到了，试过了，还是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