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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6页）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

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

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发生对抗。

为此，苏区中央局于十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

。

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

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

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对此，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等于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他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干，加之红军的基本队伍，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步一步带出来的，故不赞成这种意见。

他强调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

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事后追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两点建议是可行的，对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坚持要剥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加之毛泽东绝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来的建议落空了。

最后，毛泽东被批准暂时请病假回后方。

结果，那些坚持剥夺毛泽东指挥权的同志必然对周恩来不满，他们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批评周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认为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

。

批评毛泽东的同志是错误的，责备周恩来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为人和才干。

虽经多次所谓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临时中央下达命令：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指挥权就被剥夺了。

虽说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但随着上海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指挥权也渐渐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陷入了绝境，不得不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说到红军举行战略转移——长征，就在周恩来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澜，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来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战略失误……

第四次反“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