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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页）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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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之后，秋风渐紧，秋雨报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泞难行，吃饭又没有保证，他那大病未愈的身体越来越弱了。

然而，每当他看到指战员抬着笨重的机器，带着“坛坛罐罐”

，艰难地在山地中行军的时候，他不是无限悲哀地摇头，就是强忍着愤慨在叹气。

虽说中央红军在一个月的突围转移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可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和天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一旦蒋介石获悉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他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给红军预伏设置一个又一个布袋阵，造成“请君入瓮”

的态势。

加之红军最高“三人团”

又不懂得临机处置的作战原则，转移中的红军将厄运环生了。

因此，他那未愈的病体又被这沉沉的心事压得更加虚弱不堪了！

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在突围转移的过程中又没有具体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每到一地，他就要警卫员搜集报纸，探听敌人有关的军事调动与部署的情况，十分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

与此同时，他还要警卫员为他找好办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须用门板搭一个临时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的军用地图……简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

他如此而为的原因有二：一是关心红军未来命运的责任心驱使，再是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并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办法。

换言之，毛泽东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

。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红军指战员似乎都在暗暗自问：“这是怎么了？”

但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不仅问“这是怎么了”

？而且还在思索“怎么办”

的除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外，还有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六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早年在家乡读书，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是年十月下旬，离开上海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直至一九三○年二月。

并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他奉命回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辑。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中负重伤，右腹中留有敌人的弹片，且一直没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担架抬着进行长征的！

王稼祥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张闻天同属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尤其是米夫重视的中国留学生，足以看出他无论是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进入中央苏区的初期，他与洛甫一样同属于王明、博古教条宗派的成员。

自然，也是坚定地执行所谓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同志一样，其政治品格是优秀的。

也就是说，他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积极地执行王明路线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那种借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往上爬的政客。

所以，当他进入中央苏区，尤其是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他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认识了真理，就自觉地扬弃了他认为错误的东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惧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权力，敢于向这些原是同一战线的领导者或战友挑战。

举例说：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远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观地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又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数度与毛泽东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