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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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6页）

大家赞成这个主张，现在派你们团向黔东行动，在三天之内攻占黎平城。”

上述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周恩来的原则性，而且也证明周恩来在通道临时紧急会议之后，与博古、李德在战略上发生了分歧。

自然，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周恩来已经开始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然而，由于周恩来的性格使然，或者说他非常注意党内斗争的策略性，遂采取上述到部队基层做工作，争取攻下黎平，找到一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的办法。

张闻天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

当他获悉周恩来为攻打黎平去了基层部队后，突然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

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真是气愤到了极点！

但是，当他想到通道会议并非是一次合乎法定程序的中央会议，而且博古、李德仍旧握有在中央红军转移中的最高指挥权后，他认为必须尽快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做出有关的决议来。

为此，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打过招呼之后，就骑马赶往博古的住地，他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

的名义下发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之后，他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似乎平静到就像是在他的所料中一样！

有人认为通道临时紧急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

。

所以，毛的反应既不同于周恩来，也不同于张闻天，显得比较平静。

笔者不完全苟同上述之见。

毛泽东是一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一般政治家所不具备的诸方面的素质，因此他对政治家的心理、战争的态势、革命的预测……有着独到的见解。

诚如前文所述，中央红军在历经湘江惨败之后，几乎包括最高“三人团”

在内都笼罩在失败的氛围中，唯毛泽东一人却站在老山界之巅，环顾群山，咏出三阕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十六字令》。

另外，毛泽东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

的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治国之术等方面的了解，堪称当代中国第一人！

如果再联想到他掌权后多次说的一句话：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作数的（大意），他对博古、李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借以改变会议精神的做法，自应是处之泰然。

事后追论，博古、李德的行为既不高明，也在一般政治家所料中，这对毛泽东而言实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坚信，胜利与失败，是军事集团检验、取舍最高统帅的唯一尺度。

自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尤其是历经湘江惨败之后，不仅他们中间的核心骨干张闻天、王稼祥坚决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而且最高“三人团”

的成员周恩来也明确反对北出湘西的路线。

就说是博古自己吧，也失去了昔日跟在李德后边那种盲目的自信，在通道会议上也不得不听听他毛泽东的意见了！

在他看来，更换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大权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他目前应该做的是：一、利用一切条件——主要是敌人军事压迫的条件，使更多的指战员认识博古、李德在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二、与此同时，必须尽快解放一批受博古、李德等人打击的高级干部，为改变军事路线打好组织基础。

或许是这些天来过分操劳了，也或许是山中的气候变化太大了，毛泽东在离开通道的前夜又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他只好坐担架行军。

这样，他又有了机会和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

他们二人在担架上议论的话题，也不外乎上述所说的内容。

正当他们二人议论到该如何办的时候，只见不远处有一位精明的红军干部背着背包过来。

这位精明的红军干部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自打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以自己在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的经验与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因此，他有意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力图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这样一来，就必然遭到博古等人的打击和迫害。

历史上被称为四大毛派分子的“邓、毛、谢、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