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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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5页）

与此同时，王家烈还有一个想法：“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早已洞悉其奸，分电制止。

因此，王家烈联系的结果是：“广西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同意派其第七军率覃联芳、周祖晃两个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同意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

他们说，若再远离其各自的省境，就感觉自己后防空虚，无法办到了。”

怎么办？他思之良久，遂初步做了如下防堵中央红军的计划：

将黔北（乌江由回龙场折向西，故在北岸）的防务交与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

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王家烈深知遵义地理位置的重要，他赶到遵义与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会晤，传达蒋介石对此次防堵中央红军入黔后的指示。

为在黔境统一军令起见，遂与侯之担商定，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机构——第二十五军军部行营，并委派江国潘为遵义行营主任。

接着，王家烈又匆匆赶回贵阳，静观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的进军动向。

但是，当王家烈稍许平静之后，他又开始揣摩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目的：是借道还是久留？所谓借道，即红军进入黔境之后直出黔北，一是继续向北涉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是中途突然挥师东去，与湘黔交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所谓久住，即在贵州地盘上建立根据地；王认为后者可能性有，但不如借道的可能性大。

即使在贵州创建根据地，也以黔北的可能性为大。

按照他的这一思路继续推演下去，无论是借道还是久留，薛岳的中央军都会尾随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对他所控制的黔南一带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这样一想，他的精神压力似乎又小了许多。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开始思索如何借中央红军入黔之机，削弱或消灭他在黔境的另外三大对手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

待他的这一腹案成熟之后，遂向有关人士发出电告，大意谓：“大祸已迫在眉睫，目前几万红军快到黔边，后有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跟踪而来，大家都应放弃前嫌，共谋应付……”

或许是都认识到了倾巢之下没有完卵的原因，分裂有年的实力派表面上又有了共识，同意在贵阳、镇远间的一个公路交叉点小镇马场坪召集“围剿”

中央红军的作战会议。

王家烈赴会之前，“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和红军进迫黔省的紧急情况”

，为其自身利益着想，遂做如下部署：

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十五两团，并指挥都（匀）、独（山）、荔（波）、平（塘）民团和榕（江）、下（江）、黎（平）、永（从）民团，开赴永从、黎平、老锦屏之线，严密防堵；

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进驻天柱，协同湘黔边区“围剿”

司令部参谋长王伯勋，并指挥黎、锦民团，于瓮洞、远口、天柱、锦屏之线，严密布防，清江河“围剿”

指挥部陈叔武、民团指挥王道帜，负责清江河防务；

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各团由思南、印江开赴施秉集中待命。

王家烈在马场坪开会的地点是一家院落的厢房。

有意思的是，前来开会的军长、师长下榻的**都摆有鸦片烟具。

出席会议的有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何知重、柏辉章等驻守黔境的军师两级长官，以及一些列席人员。

王家烈在讲完所谓套话之后，遂又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线，很可能就在日内侵入黔境。

我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

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西进或北上。

我军有一部分已胶着在沿河、松桃方面防堵萧（克）、贺（龙）部。

现在只有团结对敌，共同保护桑梓。

特邀各位来此共同商量，制定良策。”

黔军的四大派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贵州抢地盘、争霸主，—个比一个在行；但是他们一听要和红军作战，都心惊胆战；再一听后边跟踪而来的，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九个师的兵力，他们又都暗自念起了小九九，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各自为政的大兵长官们前来出席会议，与其说是商定对付红军与中央军的对策，还不如说是来摸王家烈的底牌，以便回到防地好安排自己的出路。

他们听了王家烈的开场白之后，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但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切听王军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