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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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6页）

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

的提纲，在张发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发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

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

席上。

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

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

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

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发，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

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

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

。

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

。

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

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

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

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

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