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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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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介石自视完成在川南、川北“围剿”

红军的部署之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

，于五月十五日结束了。

会理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的行动计划。

大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继续北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方案。

因此，军委决定于五月十六日撤围会理，向大渡河挺进。

也就是在会理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案期间，毛泽东为了摸清挺进大渡河的路线，向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两位川中名将朱德、刘伯承请教，获悉“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是经过西昌，翻小相岭，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

这是走成都的大道。

另一条是经西昌至泸沽后，向左到冕宁，经过一个彝民区域，直下大渡河旁的安顺场。

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

对此，毛泽东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潜台词是：“到时再视情而定。”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一起商讨决定：鉴于北出会理，经德昌、西昌、冕宁至大渡河，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而且经过彝族居住区，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先遣部队，为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顺利前进争取先机。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考虑到朱德是总司令，他这位当年的川中名将，只能随军委行止，一道运筹军机大事，故提议由十分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另一位川中名将刘伯承总参谋长出任先遣司令；由四川将领罗瑞卿出任政治委员，在罗生病期间先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代理先遣队政委之职。

为加强先遣部队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由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萧华带一个工作团随军行动。

也就在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先遣队的当天——五月十五日晚上，正在开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由无线电收听到了如下两条消息：《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由《四川日报》发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的新闻报道。

由于当年朱老总和杨森有过较长时间的私谊，他怀疑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的目的是：借此考察杨森对蒋的忠诚，或以此调动杨森阻杀中央红军的决心。

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是赞成朱德之见的。

但是，毛泽东更关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的新闻报道。

毛泽东是精通中国历史的。

对于我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尤为稔熟。

至于蒋介石所宣传的骆秉章，因当年曾任过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地方官，且又残酷地镇压湖南的农民起义，毛泽东对他当然了如指掌。

另外，毛泽东作为当代最有名的红色“山大王”

，对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特殊的喜爱，并对其失败的教训也格外看重。

因此，他不仅熟读过蒋介石借以宣扬毛泽东就是当代石达开的《庸庵文续编》，而且还读过不少有关石达开败亡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既不同意薛福成写《庸庵文续编》的观点，也不完全赞成一些学者论述石达开失败的见解。

他认为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搞好民族关系，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利用，继之所诱杀。

因此，他认为中央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搞好与彝族的关系。

为此，他在为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送行的时候，特叮嘱刘伯承同志，大意谓：

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

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对此，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沉毅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在这次送行会上，朱总司令向待命出征的全体指挥员宣布：“为确保红军顺利北上，中央决定成立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的先遣队。

为确保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任务的完成，特派遣原少共师政委萧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队，归属先遣队建制。”

毛泽东早知道被称为“娃娃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