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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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7页）

有意思的是，事过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一位美国人布热津斯基也说了类似“天佑红军”

的话语：“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

，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

，“不管事实怎样，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

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毁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

对此，毛泽东自有看法。

在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是看重“天心顺”

的。

换句话说，毛泽东胜利了是符合民心的，蒋介石失败了是逆潮流而动。

为此，他又喟叹不已地说道：

“老总啊，蒋某人算定你我是石达开第二，现在看来，他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这都是主席决策的正确！”

朱德说罢憨厚地一笑，“当然，在关键时刻用兵要狠，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毛泽东知道朱总司令的话语所指：为出敌不备夺下泸定铁桥，下死命令要红四团在一天一夜之中，冒雨跑完二百四十里羊肠山道。

为此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的心是狠了些，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或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毛泽东从不把袭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的决策看得那么重，也从不把它们和四渡赤水相提并论，就是在他后来写的《七律.长征》的诗中，也只提了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

也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讲了如下两段话：

“我们英雄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

“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为了表彰红四团在夺取泸定桥中立下的特殊功勋，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首长一致同意，由中革军委发给红四团一面奖旗，给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以及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每人发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

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

当事人都知道：这在当时说来，是最高的物质奖励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指挥自己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时候，主要是由红一、三军团共同完成的，在第一线指挥的不是彭德怀、杨尚昆，就是林彪、聂荣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

但是，自打会理会议之后，完成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就是由红一军团单独完成的。

就指挥系统而言，中革军委——主要是毛泽东作出战略决策之后，交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聂荣臻实施。

对此，谦虚的刘伯承从未说及自己的功劳。

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的政委，他也许知道毛泽东的上述想法，在评述过会理会议之后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之后，又对红一军团的特殊功勋做了如下记评：

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

我们走胜了。

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

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

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

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很快又从飞夺泸定桥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他又去找周恩来商议红军下一步该如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