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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5页）

张闻天对天下大事、国际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

他随军征战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秘书、警卫员给他搜集敌人的报纸，潜心研读国内、国外，尤其是有关日本侵华的消息。

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身在长征中，心系天下事的领导人。

因此，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会议，几乎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决议，都是由张闻天同志来完成的。

面对两大红军即将会师的大好局面，张闻天认为中央必须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个统一的认识。

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不会脱离国内、国外的政情发展；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行为才会有的放矢。

所以，他在概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形势后，又着重讲了华北五省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三省的情况。

大意谓：内蒙古德王打着独立的旗号，公然投降日本；驻绥远、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在宋哲元等将领对日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派出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谈，传说即将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日本借口天津卫两大汉奸报纸的主笔被暗杀，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锷，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撤退宪兵三团、蓝衣社、驻河北的中央军及东北军等；而已经沦陷敌手的热河，时下完全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前沿阵地。

最后，他几乎是下结论地说道：

“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一带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全国更大的救亡抗日的浪潮。

因此，我党必须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毛泽东对天下大事，尤其是对日本侵华行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因此，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比较大的县城、集镇的时候，警卫员是一定要搜集各种报纸，供他研读。

如果说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毛更重视利用客观存在的政情，在削弱敌人实力的同时，借以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

所以，他以坚定的口气说道：

“我赞成洛甫同志的意见！

但是，我以为这件大事应放到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再议。”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

接着，周恩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向与会者讲述蒋介石在飞抵成都前的行踪。

大意谓：中央红军在过彝族区的前后，坐镇昆明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必然沿着当年石达开败退的老路奔袭大渡河，抢占安顺场，故决定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昆明，绕道贵阳，于五月二十二日飞重庆。

龙云为了“欢送”

蒋介石离开昆明，特用黄金制了一个大牌子，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

字样，十分隆重地献给蒋介石；蒋氏为了进一步收买龙云，也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大搞怀柔政策，并将宋子文批的特支费所余十四万元，回赠给龙云。

也就是在这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川西北茂县、理县等四座县城，俨然摆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的架势。

蒋介石为了防范未来两大红军在川西一带会师，遂又于五月二十六日飞往成都。

最后，周恩来说道：

“我个人认为，蒋介石飞抵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逼迫川中诸地方实力派就范，再是防范中央红军一旦渡过大渡河，在川西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但是，时下蒋某人尚不知我们已经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

朱德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这恰好为我们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空间。”

周恩来望着朱德又说道，“为了减少红军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说加快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步伐，请我们的总司令讲一讲川中诸军阀，尤其是杨森的情况。”

“我举双手赞成！”

毛泽东笑着说，“无论是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观点看，还是从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的角度说，非老总莫属。”

杨森，是四川的一位很有特色且又很有影响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