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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但是，张国焘急切想知道中央红军的情况，对这种戏谈完全不感兴趣。

另外，这四年多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不仅是政治、军事的领导，而且也是一切活动的中心。

换句话说，只要他张国焘到什么地方，或出席什么活动，都应该围绕着他这个中心做文章。

然而今天是中央、军委召开的欢迎会，按照传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主，张国焘是宾，再加之这时的张国焘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是常委，从哪一方面说，张国焘也成不了今天餐桌上的中心人物。

因此，他有着一种失落感。

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一阵赤诚的欢迎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

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以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

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

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酒宴之后，在朱总司令的陪同下，张国焘来到中央为他安排的临时下榻处。

这是位于两河口北端的一所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兼卧室，柜台外面住着张带来的随从人员。

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两河口能找到这样的住处，是相当不错的了。

这也说明中央对张国焘是优礼有加的。

是日夜，用张国焘的话说：“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

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

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

但是，朱总司令向他谈了些什么？他却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做了恶意的歪曲。

聪明的读者看了他的回忆录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朱总司令说了那样多消极、悲观，并支持他的意见的话，为什么朱总司令从一开始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力主两大红军北上呢？……”

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亲自访问了朱德，记下了如下这段话：

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

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但是，笔者相信朱总司令会根据中央的意思，向张国焘介绍中央红军的有关情况。

因为这时的张国焘还未演变成敌人，且中央对张采取的还是团结的方针。

张国焘历来是有政治野心的。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大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猜度对手在想些什么，对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他自己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或手段方能取胜。

明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他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将提出哪些方案来？事前他们召开过哪些会议？做了哪些分工？针对我张国焘，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

诚如前文所述，党中央早在六月十六日就确定了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

当毛泽东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懋功进抵两河口之后，中央为了使得北上方针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由张闻天根据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战略决定，起草一篇文章详加论述。

这就是张闻天在两河口关帝庙中写成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

》并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

张闻天作为党的理论家，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敏感了解到党中央对张国焘未来发展的正确预感，因此在该文中首先强调的是：两大红军会师最伟大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

。

这就等于告诉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向党伸手要权的工具。

在详加论证了南下在西康或青海等草原地带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根据后，明确指出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其战略方向是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