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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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6页）

。

又鉴于“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

周恩来做的这篇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事后被革命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了的，都是正确的。

就连接着发言的张国焘，也不可能当场发难，提出一个能为与会者所接受的战略方针。

所以，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有关的情况之后，在他谈今后的战略方针时，不得不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

“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

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

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

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

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

发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们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

接着，他又讲了很多所谓的不利条件之后，结论是：“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

另外，“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

毛泽东听了张国焘这篇发言，认为张国焘是在利用反证法说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的。

完全是在耍诡辩术！

因此，他起而发言，首先是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接着，他又有针对性地讲了五条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

二、战争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

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五点意见，仅仅是刘英、王首道的会议记录。

遗憾的是他那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言论，都失之记录者的笔端了。

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无处不在造谣中伤毛泽东，但他有两个感觉却是正确的：其一，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其二，中央多数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

毛泽东发言过后，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张闻天等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一致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北上方针，并认为关键的一着棋是从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

其中，朱德再三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

。

为了确保“北进计划”

的实现，他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

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然懂得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因此，他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很自然地产生了孤掌难鸣的失落感。

换言之，他在这样的中央会议上，即使拼力地反对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没有公然反对“北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