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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2页）

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

在南通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

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这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从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视角回顾，都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捅到了张国焘的痛处，因此，毛泽东发言一结束，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驳。

对此，张国焘在他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道：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

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的上述答辩显然是强词夺理。

徐向前曾回忆说：“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

事后，徐向前又做了如下客观的评述：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

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

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

流产。

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

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芦花会议”

。

他没有与张国焘辩论孰是孰非，而是按照他会前准备的提纲发了言。

首先，他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

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

接着，朱德发言。

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

。

他发言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

，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

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张国焘深知面对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再进行所谓反驳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为此，他基本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发言。

他在肯定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

的同时，又严肃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是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的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