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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页）

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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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见南京国民政府驻苏武官

1936年2月的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

莫斯科火车站十分热闹，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肤色的旅客出出进进，把站前广场上的积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经失去了洁净的本色，很像是一条洁白干净的大床单，踩上了无数个脚印一样。

冰雪报复旅客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冻得抄手缩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摔得仰面朝天！

随着不算太多的进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着高级海獭皮帽，穿着狐皮大衣的中国人穿过候车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了站台上。

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为抗御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

有顷，扩音器中传出了女播音员的亲切的话声：“接站的同志、先生、女士们：请注意，由法兰西驶来的客车就要进站了！

……”

这位接站的中国人驻步倾听，从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语太差，听得十分吃力。

待到播音结束，他从容地放下遮住面颊的狐皮衣领，我们方才认出：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3年夏撤离上海之后，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在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错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

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据李一氓回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

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

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

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莫斯株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

除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以外，还有曾三、孔原、饶漱石、李立三、滕代远等人。

据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欧阳新、吴克坚等战友也来到了莫斯科。

这对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而言，有着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

他向远离中国革命中心的同志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

接着，他又向王明和康生报告了这次苏联之行的缘起和目的。

同时，还如实地转述了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的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

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

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

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

播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

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