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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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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九……八”

事变五周年―193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同志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

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

王昆仑在获悉这两封信的内容之后，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中委，也自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

为此，他向孙科、冯玉祥等人做了通报。

还是这位心直口快的冯玉样将军认为事关重大，遂在蒋介石召开的例会上，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公开书向中委传达？蒋介石先是一征，遂又严肃地反问：

“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王昆仑说的。”

“又是你王昆仑！”

蒋介石以兴师间罪的口气质问，“你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

王昆仑似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站起，答道：

“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

“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爱看外国的报纸？”

“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

这就是王昆仑第二次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并被时人称为第二次语惊四座的发言。

是年11月，绥远抗战的局势日趋紧张，傅作义将军率部英勇抗击，历经数度血战，击败了蒙奸李守信、王英等伪军的进犯，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

这在亡国日盛的民族心理中，无异于注射了一针民族自信的强心剂。

因此，大江南北掀起了援绥抗战和庆祝绥远抗战胜利的热潮。

面对全国人民援绥的抗日热潮，首都南京该如何表示呢？王昆仑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并在南京救国会及其负责人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的努力下，掀起了上自国民党元老、下到普通百姓的最为广泛的援绥运动，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

实事求是地说，南京援绥抗日大会是救国会组织得最为成功的一次救亡运动；自然，也是王昆仑一生公开向蒋介石示威最为得意的一笔。

但是，革命的成功并未推进他和曹孟君的爱情的发展，相反，却出现了大的挫折。

曹孟君是一位“和蔼而严肃，理性比感情更强”

的女性。

如孙晓村同志所说：“孟君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谈闲天，对于游山玩水，美味佳肴都不感兴趣。”

孙晓村曾善意相劝，“把心事都用在工作上，这是革命性强的表现，是好事，但生活面太窄，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而且对开展工作也有不利的影响。”

再者，曹孟君虽然“长得真是一个美人”

，但她的实际年龄已经30有3，而且她因生理的原因不能生育。

在当时―乃至于今天，上述两条原因，也必然影响曹孟君选择爱人。

据说左恭同志和曹孟君离异，除去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左恭同志非常喜欢孩子。

而今，促成王昆仑和元配夫人离异的决定因素也是小女儿的碎死，这说明他是十分钟爱自己的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