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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访获永乐大典 一（第1页）

第十三章：访获《永乐大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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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1772），纪晓岚重任庶吉士小教习。

庶吉士小教习，由侍读学士以下各官选任，满汉官员各数人，分别训教庶吉士的满、汉文课程。

每科殿式之后，选文行兼优之士为庶吉士，进庶常馆深造，三年期满，“散馆”

后任用。

庶吉士又称“庶常”

，故学馆又称“庶常馆”

。

庶常馆设满、汉教习二人，由吏部开列翰林院掌院学士、内阁学士，题请皇帝钦派，小教习是庶常馆教职。

这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纪晓岚三十八岁时的官衔，时光过了十一年，又回到了原点。

乾隆三十七年（1772），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这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颁下一道谕旨，令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今府内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遗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其令直隶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1]。”

乾隆皇帝还规定了搜访图书的标准和范围，凡“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

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

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

这是征集的标准。

至于“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2]。”

乾隆皇帝在这份征书之谕中还规定了对所采图书的处置办法：“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3]。”

其实早在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就下过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图书的诏令，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一次虽迭次严催，然仍是所获无多。

时隔十月之久，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才慢腾腾写来奏报，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自我朝教养百十余年以来，士知力学，文亦蒸蒸日上。

地居山僻，书籍罕临，明经之士，于时艺诗章之外，鲜有撰述，可邀圣明采择[4]。”

广东、广西、云南也都称无书可采，就连号称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差不多快一年时间，竟没有奏上一份献书名单。

乾隆皇帝大为光火，他于同年十月十七日，又下谕严令各省督抚、学政“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候甄择移取[5]。”

这一次还是作用不大，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不过寥寥数部。

山西所得几种，差不多全都是坊间流传的一些没有采访价值的书籍，其他如河南十八种，山东二十一种，江苏二十二种，江西二十三种。

浙江号称“书肆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