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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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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开始，乾隆皇帝正式发布禁书令，颁谕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或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

乾隆皇帝对各省查处违禁之书办理不力很不满意，他对各省督抚说：“你们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他特别强调：“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

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断不宜置之不办。”

并指明：“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

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

岂可不细加查核？”

他指示：“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

责令江浙并各省督抚：“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

……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2]。”

旷日持久的禁书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告结束。

这道禁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九月八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称：“臣谆谆嘱令，凡有不经之书，均饬送核。

复不时到局，亲加检阅，从未见有荒诞不经、语涉抵触、应行销毁之书，擅敢撤留不解者[3]。”

九月九日江苏巡抚萨载奏称“俟有交出书籍，当即固封呈进，候旨销毁[4]。”

只是一个表态，并没有查出什么违碍书籍。

接下来江西巡抚海成、两江总督高晋、安徽巡抚裴宗锡、闽浙总督钟音等均奏“无诋毁字句”

。

几乎与王珣案同时，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上奏朝廷，海南知县常德、番禺知县张天植禀称，他们在查缴遗书过程中，于书肆中发现了屈大均族人屈稔浈等收藏的屈大均原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及《广东新语》等书。

屈大均诗文案，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十月，是雍正朝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案。

屈大均，号翁山，与陈恭尹（号元孝）、梁佩兰（号药亭）并称岭南三大家。

顺治初，清兵南下围广州，乃遁迹为僧，名其所曰“死庵”

，以示不仕清之决心。

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易外》《有明四朝成仁录》等凡五种，号《屈论五书》。

当年十月广东巡抚傅泰奏称在书坊购得屈氏《翁山文外》，检其所著诗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

。

嗣后，刑部议请照大清律将屈大均戮尸枭示，亲属照律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