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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以后清谈的逐渐式微（第1页）

太和以后清谈的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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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年间，几位清谈高手相继去世，先是王濛、刘惔于永和初年去世，后来是殷浩于永和末去世，次年谢尚又卒，京师谈坐很快就显得有点冷清了。

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哀帝（361—365年在位）才要把支遁从会稽请来。

至于会稽那边呢，谢安于360年或稍后出山，做桓温的司马，阮裕、许询也在这前后辞世，支遁不久又被皇帝请走，只剩下一个王羲之。

至太和初（366）支遁也去世，东晋清谈就真正呈现出一幅衰落的景象来。

当然，此时贵族的生活依旧，社会也没有什么大变化，除了桓温的几次北伐弄得有点**不安外，其余尚可算是平静，且其时司马昱、谢安仍在，先后主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以推测当时清谈的风气应当还是一如往昔的，前面论谢安时所引《世说新语·言语》七〇条就是一个证明。

说它衰落，不是说没有清谈，只是说热潮不再，光辉不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后起的清谈高手出现，较年轻一辈中以清谈闻名的如谢朗、庾龢、韩伯、王坦之，到更晚一点的如殷仲堪，没有一个可以同从前殷、支、王、刘相提并论的；第二，没有新的理论出现，如有，也只是在佛学之中，如僧肇的不真空论及道生的学说，但那多多少少有点离开玄学与清谈的正轨了；第三，没有大的论争，其中王坦之著《废庄论》，算是掀起一些波浪，但也没有看到在清谈中正式讨论，正始、元康、咸康都曾出现过的那种辩论激烈的清谈盛会，在永和以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既然清谈的风气依旧，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一段清谈也做一个回顾。

下面我就仍以人物为中心把东晋永和以后的清谈面貌简单勾勒一下。

1.庾龢（329—366）[417]

庾龢字道季，是庾亮的儿子。

《晋书》本传说他“好学，有文章。”

[418]徐广《晋纪》则说他“以文谈致称于时”

[419]。

他和谢朗、韩伯、王坦之年龄差不多，是常在一起清谈的好朋友。

《世说新语·言语》七九条云：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

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如此看来，庾龢自认其清谈本事超过王坦之而次于韩康伯。

他是很自负的人，但颇敬重王、韩，《品藻篇》六三条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他敬王坦之的是“志力”

，至于清谈，则坦之似乎还不是他的对手。

2.王坦之（320—375）[420]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之子，父子都有名当时。

桓温死后，他与谢安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可惜死得太早了（桓温卒后两年坦之亦卒），故不如谢安有名。

王坦之的确是一个“志力强正”

的人，看他屡谏谢安之纵情声色及著《公谦论》《废庄论》，可以知之。

尤其是那篇《废庄论》，与清谈颇有关系，值得一谈。

清谈“三玄”

中，《庄子》最后起，但渡江以后却最盛，大有驾《易》《老》而上之之势。

考《庄》学之始兴，乃在竹林七贤之时，本意是借庄子**的生活态度作外表以掩饰（同时也表达）其对当时政局的不满与不安。

后来向、郭作注，大畅玄风，一方面把《庄子》引向深入、玄奥的学理探讨，使之成为清谈中比《易》《老》更流行的话题；另一方面则渐渐抹灭了嵇、阮当年的牢骚态度而发展了其中的**成分。

颓废放任、纵情酒色一时成了名士们的时髦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