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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帝国的历史就此终结，有人心花怒放，有人忧心忡忡，也有人麻木不仁。

京城里，酷爱收藏的四品大员罗振玉担心革命党抄家，失去他多年收藏的古籍善本、古董字画，当然也包括数千甲骨，于是谋划着仓皇出逃，东渡日本。

王国维倒是无需政治避难，他本想打道回府回海宁老家，毕竟他专心治学，心无旁骛。

奈何回家的船票疯长了数倍，且多年以来，与知己罗振玉共谋进退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于是，二人一同远赴日本京都，开始了四暑五冬的异国之旅。

自东渡日本后，王国维受到罗振玉的影响，其学术研究方向开始由文学转向经史、小学。

王国维一面协助罗振玉整理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及所藏彝器、金石、甲骨，一面以罗氏收藏之封泥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重要文章。

同时，他还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作《宋元戏曲史》、诗集《壬癸集》，以及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

而旅日期间，罗振玉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甲骨上。

罗振玉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亲家刘鹗处初见甲骨文，当时便惊叹：“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此后，自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赴京任学部参事时起，便开始收藏甲骨。

但当时的古董商视甲骨出土地为商业秘密，或严守，或假说出土于河南卫辉、汤阴。

据传，两年后罗振玉宴请古董商人，将其灌醉后方才套出甲骨出土地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秘密。

于是，他立刻着人前往收购。

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收购的大量甲骨，正好成了他旅日期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资料。

在日本京都，他先后出版了《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重要甲骨学著作，并研究考释出甲骨文文字485个，释读卜辞1303条。

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还趁短期回国，亲赴小屯村，正式考证安阳小屯村即殷墟所在，并确定甲骨系殷商王室遗物。

与罗振玉的研究方向迥异，王国维则开创了以甲骨文为途径考证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先河。

他通过甲骨资料与其它文献史料的比对参证，完成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殷礼征文》和《殷代制度论》等重要论文，以及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继而考订了殷王世系，填补了殷商历史的诸多空白。

民国五年（1916），王国维率先举家回国，在上海犹太地产商，亦是甲骨收藏大家的哈同设立的“广仓学窘”

之《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并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王国维回国后，与罗振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在书信中，除了探讨学术，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时局。

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这些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到日俄协定的缔约、外汇比价变化……不过，以前清遗老自居的他们，最牵挂的还是业已覆灭的清廷与仍然居住于北京深宫中的逊帝溥仪。

3年后，罗振玉也回国，将其三女儿罗孝纯嫁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并且先赴上海，又辗转天津，组织东方学会，聚会前清遗老，谋求清廷复辟。

而后，罗振玉通过宗社党人、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和前清名臣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陈宝琛的推荐，回到清宫逊帝溥仪身边，留作南书房行走。

在罗振玉推荐下，溥仪亦特招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一职。

然而，与相对更专注治学的王国维不同，罗振玉除了渴望清国复辟的政治理想外，还对财富和政治地位抱有较强的世俗愿景。

罗振玉在宫内宫外主要负责两项工作，其一是与日本公使馆、日本军队联络，谋求复国大计；其二则是清点大内藏品，给清点过的字画用上“宣统御览之宝”

的玉玺。

然而，或许出于后来特殊时期的历史原因，逊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罗振玉颇多微词。

他不仅指责罗振玉“受日本人的豢养”

，比别人都活跃，指其在清点宫中器物过程中监守自盗，称其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