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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诏书，自天津匆匆赶到王国维生前任教的清华大学吊唁，并在天津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王忠悫公设灵公祭，此后，又在天津为王国维刊印遗作。

然而，斯人已逝，悔之晚矣！

据传，罗振玉晚年回忆往事，曾在其书斋“鲁诗堂”

中对孙辈言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是为罗王二人30年金石之交最终之结局。

延伸阅读

民国十七年（1928），罗振玉迁居旅顺，在新市街扶桑町购建私宅，四年后，建起一座3层藏书楼，取敦煌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之“大云”

二字，名之曰“大云书库”

。

书库内，藏书约30万册。

此外，罗氏收藏的甲骨亦曾藏于此处。

罗振玉逝世后，其收藏甲骨一部分流入日本（5745片），其它一度神秘消失。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

胶东解放区干部赴大连接收日企远东榨油厂，在厂内发现了一个日籍聋哑工程师和一个被四面焊死的铁箱。

铁箱被撬开后，人们发现，铁箱内藏有楠木木盒70多个，布面锦盒14个，正是罗振玉所藏的1234片甲骨。

原来，那个日籍聋哑工程师原本想设法将甲骨运回日本，但因日本战败而未能成功转运。

此后，远东榨油厂及这批甲骨被八路军接管，甲骨被运抵山东，后为避内战战火，先被埋于山东栖霞陶家村，又被先后转运至山东海阳、鲁山和司马庄、莱阳等地，直至1954年被安置在刚刚成立的山东省博物馆，并收藏至今。

知识分子学术成果、技术革命所缔造的线性的现代化已经在包括且不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无休止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类文明当中。

但即便是这样，它依旧不足以推翻专业化作为知识分子学术实践主流理想的现状。

这样的学术理想或许给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学初始阶段知识分子集体失语这一问题在另一个层面里的答案。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学史上的这些故事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陪逊帝溥仪秘密前往东北。

民国二十一年（伪“满洲国”

大同元年、1932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

执政，罗振玉代溥仪向外宾致词。

此后，他先后历任伪“满洲国”

参议府参议、临时赈务督办、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伪政府要职。

但由于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于郑孝胥，罗振玉于民国二十六年（伪“满洲国”

康德四年、1937年）返回其旅顺寓所，即藏有《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古籍善本的私人书斋“大云书库”

，一心治学，直至3年后的民国二十九年（伪满洲国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病逝于旅顺大云书库，终年74岁。

罗振玉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多达130余种，校刊书籍共有642种之巨。

他在敦煌文卷、汉晋木简、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和古冥器的研究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特别是在甲骨、甲骨文的搜集、收藏、考释和传播上，实有开天辟地之功勋。

此外，罗振玉还以其渊博的学识，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其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一批在近现代卓有建树的学者。

然而今天，当我们回望万古千秋、总揽朝经暮史的时候，我们一面安享着清廷遗臣罗、王的成果开拓浅薄的视野，一面又嘲讽、批判罗振玉是“中日亲善”

、卖国求荣的汉奸；摆布至死都留着长辫子的王国维不是清王朝和逊帝溥仪的殉节者，而该被塑造成传统文化的殉道者、文化中国的大英雄。

我们总是不安于在巨人的肩膀上谦逊地站立，而是妄想着飞越民族与民主的表里山河，凭现代之优越感，于身在未来处凌空，执虚妄之黑白符，辨面带脸谱者忠奸。

这正是与历史决裂后的看客们天然的权利和快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