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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记事是贾湖契刻符号划时代的衍生功能。

记事功能是对计量，特别是对数字记录的拓展和延伸。

在前契刻的“结绳记事”

时代中，如“古秘鲁印加人利用绳子的不同的颜色来表意，黑色代表死亡或灾祸，红色代表军士及兵卒，黄色代表黄金，白色代表白银或和平，绿色代表玉米或其它谷物……利用不同的结绳方式、彩绳颜色和结绳位置，便可详细记下日期、数量和其他事项。

一条表示过去的黑色主绳，可以表示它记载的是历史资料。

以一条红绳在主绳上打个大结，也许表示记事涉及皇帝，绳上的4个结则表示事件发生在他登基后的第四年。

一条棕色辅绳上面打了10个结，可能是指他征服了10个部落，至于其他各色彩绳上的绳结，可代表征服的种族和攻占的城市等事项。”

[3]可以想见，作为比结绳更高级的契刻符号，它没有理由丧失在结绳时代就已经具备的历史载体功能，但是，这种历史载体通常还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仍然会像结绳一样，依靠一些与其所处材料即龟甲之间的排列组合的数学原理来抽象地记录复杂事物。

在当时，某些贾湖契刻符号应该完全可以独立地代表一个事物、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历史事件。

这样的表述可能更接近于今天的交通标志牌，比如我们看到圆形蓝底的×型标志，就会明白这个地方禁止长期和临时停车；看到一个圆圈里圈着个被斜线划掉的喇叭，就知道这个地方禁止鸣笛。

那么以后者为例，“禁止鸣笛”

标志所代表的就是一句语法相当复杂的复句：当我开车行驶到这里，交通主管部门禁止我在这里鸣笛。

“当我开车行驶到这里”

是条件状语的从句，后面是主句，其中“交通主管部门”

是主句的主语，“禁止”

是主句的谓语，“我在这里鸣笛”

是宾语结构，这结构中，同样包含了主语、状语、谓语和宾语。

显而易见，“禁止鸣笛”

警示牌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符号，而并非一个字，因为一个单字是不可能代表一句具有完整语法的语句的，但一个简单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恰恰是因为贾湖契刻需要承担这样一种以单“字”

记事的功能，所以其在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抽象化的符号特征。

我们知道，无论是今天的汉字，还是历史上的甲骨文、金文，华夏民族在任何时代拥有的本民族文字都被认为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即将文字视为一种用线条表现的、规则化的符号图像的语法组合，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再现来认定这种事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的形成与美术具有深刻的渊源，并在发展中相互渗透和影响。

但是，来源于抽象的数学、需要以单“字”

记事的贾湖契刻符号却恰恰相反，它形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去再现化”

的抽象造“字”

法。

传统的汉文字史学界通常认为汉字的主体是象形字，即便是会意字，也同样要以象形字为基础，是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的结合。

但事实上，这一观点在有些字上可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汉字中同样常见一些与象形毫无关系的表现抽象事物的字，就好比最简单的数字“一”

“二”

“三”

等等。

我们当然可以说，“二”

和“三”

都是“一”

的叠加，它们表现、再现的是其与数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