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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与（第5页）

而且，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请问（她）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反过来说，如果在西化和泛西方化的大潮裹挟之下，没有对自家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甚至连起码的同情的理解都没有，那么这种“新批判”

与“旧批判”

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四、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

有人批判传统，却不肯细读传统的原典，不下功夫理解传统社会与文化种种面相的所以然。

有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

，可是连此名相的确定内涵也弄不清楚，将它混同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

有人批判现当代新儒家，可是连一本批判对象的原著也没有认真读过，而且也不顾“新儒家”

（指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家”

的区别。

批判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先读书，再批评。

四先生当然不在此列。

不过王君在大文中把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师兄弟（林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弟子）与钱穆、杜维明等都列为“守传统主义者”

，又把与当代新儒家颇有分歧的余英时、金耀基列于其中，且把他们的老师钱穆放在尾巴殿后，足见王君对他所列一大串域外学人的师友渊源、思想分野、变化及定位，都不甚了了，真是“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

（借王氏语）。

我看谁也没有蠢到昌君所说的“自作多情”

，“回到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去”

的地步。

因为借取传统资源是为了拓新。

《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四先生所说和鄙人的陋见都可以并存。

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需要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陶养。

重新拥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多维的视域诠释和转化文化传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

的病症及现代人安身立命或终极托付的危机，是全球和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

如果一定要用古今、先后的名词，我看不妨让一些人做“释古助今”

“守先待后”

的工作。

“守”

也很重要，有所“守”

才能有所“为”

、有所“创”

，没有“守”

就没有“为”

、没有“创”

，没有根源性，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对“四先生”

的“新批判”

，鄙人斗胆来一点“新保守”

，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