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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第7页）

这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存亡的问题，除非我们漠不关心，否则我们不可能不慎重考虑以孔为体的德本价值的战略意义”

。

[37]

胡先生认为，更进一步看，建基于理性这一概念，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走上歪途，原因还在于其理性概念偏向了手段与智性的发展，而忽略了其背后的价值层面。

然而，“先价值，后现实与能力，是社会进入理性状态不二之门，原因是能力的培养，能力与现实的关系，最后的判断不能不以价值为基础，理性状态的判断，到了最后不能不以价值为依归”

（第134页）。

而孔子学说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始终不渝地坚守以道德为本的大方向，强调德行为先，不只先于私利，甚至先于学问。

这种道德实在论，对于救治西方式现代化的困局，融会各种不同文化传统，弘扬一个真正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促进完满人格发展，使个人人生趋向较完美的境地，化解人世间及社会的各种矛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引领人类走上幸福生活之途，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胡先生强调：“如果西方社会要彻底自救，那么最佳的选择可能是与中国文化（孔子学说而不是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全面结合。

在个体化与群体化及在外在化与内在化之间较为不偏不倚的中国文化，相信会给予西方文化一个较清醒而理性的比较。

一个可能性是，以孔子的学说为基础，一方面吸收西方的个体性、智性及外在化三者中部分的优点；另一方面收摄佛家的灵性，创造出一个‘大孔子学说’。

似乎这个融会综合的学说，会有较大的空间，可提供一些真正实际可行的办法，引领人类走出目前陷入的险地。”

（第ⅩⅤⅡ—ⅩⅤⅢ页）

可见，胡先生倡导“大孔子学说”

，并非如邓文所说是要“到传统中去寻找救世良方”

，“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

。

相反，“大孔子学说”

始终把人类存亡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立足于现时代的问题，力图从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从而建立起一种有能力与西方对话，并能引领人类闯出险境的文化理论。

因此，提出“大孔子学说”

，并不是要倡导民族主义，更不是要建立一种霸权学说，“大孔子学说”

并不排斥其他学说，而恰恰是要吸收其他学说的优点，来共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胡先生一再强调，“大孔子学说”

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其开放性，“‘大孔子学说’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它主张包容其他文化的优点”

。

[38]当然，至于“大孔子学说”

究竟有没有能力包容其他文化的优点，是不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效力，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大孔子学说”

，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我们审视现实和建构未来发展战略时的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参照系，“在中文世界关于文化改进的持续讨论中理当视为一家之言”

。

[39]因此，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独共南山守中国》“是一本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书。

这本书体现了胡先生对人类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忧虑。

这种忧患意识是非常崇高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本书的作者，胡先生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