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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位置（第9页）

，恰恰陷于一种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使自己“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显得那么的无力和空洞”

。

其次，除非我们把理性视为普遍、单一和绝对的，否则，“新批判主义”

所倡导的没有前提的理性批判是不可能存在的。

例如邓先生对“新保守主义”

的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或者说“文化恋母情结”

的批评，其实就是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前提的。

且不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否适合文化批评，邓先生的批判大概也算不上是一种没有前提的理性批判。

邓先生之所以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批判所谓的“新保守主义”

，无非是这一理论有助于邓先生得出他想得出的结论：“文化保守主义者执着于中国文化童年时代的恋母倾向，自然很难跨过这一幼稚阶段，他们就像孩子到了该断奶的时候还不愿断奶，而总是依恋着母亲的**，以为那里还有他全部生命的‘资粮’，并以此作为自己全部情感的寄托和安慰。”

再次，邓先生强调，“新批判主义”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完全“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

。

对此，邓先生的“新批判主义”

同路人昌切先生阐释得更为清楚。

他说：“批判只能本之于理性，建基于现在，满足现在的需求。

建基于现在、满足现在需求的批判才是名副其实的理性批判”

。

那么，什么是现在的需求呢？昌先生说：“在今天，它是生当其世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需求，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市场经济的需求。”

[59]显然，“新批判主义”

所看到的现实“只是单质性和片面性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批判主义”

所认同的是现代化的价值，并把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并阻碍现代化的力量。

因此在“新批判主义”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轨。

“新批判主义”

之所以情绪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正是由于受这种“现代化焦虑”

的逼迫和驱使，从而企求更快捷地实现“走向现代”

与“走向世界”

。

在我看来，这种对现代化的价值不加置疑的态度，不利于我们澄清问题的实质。

其实，我们希望“新批判主义”

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对此，我们与“新批判主义”

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并且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而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