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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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钱德拉教授在一间单人病房里醒来，浑身疼痛——从隐痛到剧痛。

他肋骨挫伤，左手腕因为试图阻止摔倒而扭伤，脊柱受损。

他必须被立即转移到手术中心，让医生重新对齐他的脊柱。

他还遭受了一场“无声的”

心脏病发作，这大体上可以解释他较早时候为何情绪不佳。

他的秘书、几个同事，还有国际经济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给他发来了卡片，祝他“早日康复”

。

在科罗拉多的贾斯敏给他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在德里的弟弟也发了（真是稀罕）。

苏尼、他的长女拉达则对他不闻不问。

拉达的表现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他痛苦了两年，却从没收到过她的只言片语。

贾斯敏的电子邮件里包含着一首短诗，这让他不禁微微一笑：

爹地，我们关心穿着病号服的你

你把我们吓着了，以后可别再这样子

左看看，右瞅瞅，然后再走到路对面去

千万当心，你要……

照顾好自己，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笑口常开，多多休息

把胆固醇降下来，精气神提上去

如果非要吃咸猪肉，拜托不要放到油锅里

他怀疑这首诗里面最初包含“死掉”

这个词，但尽管如此，贾斯敏还是让他笑了。

珍妮也写了几行，用那种独一无二、既直接又委婉的北方英语暗示，这注定会发生——是迟早的事；假如他能够不只想着工作，那么不仅可以避免出事故，别人也能跟着沾光，在生活中少遭罪。

但是，好在他没死，她也就放心了。

她关心他，虽说她关心的方式会令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她的方式和同情与关爱扯不上边儿。

护士进来时没有看他，仿佛可怜他形单影只。

其他病房里可能布满了亲戚、鲜花，以及在手绘吉他上弹出的跑调的歌。

整整一天后，他的儿子才从孟买欧贝罗伊酒店大厅打来电话。

就像珍妮那样，苏尼也认为钱德拉出事故完全是自找的。

不过，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认为那是所谓的“同时必然性”

。

“这都和头脑有关，”

苏尼说，“我们制造了我们的现实。”

苏尼在中国香港经营着他自己的学院。

这个学院名叫“头脑事务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