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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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第一次离开钱德拉是在1997年，他们从芝加哥搬回剑桥三年之后。

她给他的房间打了电话，告诉他，她在布里斯托她妹妹那里。

她已经安排女佣去接十岁的拉达。

“为什么，珍妮？”

他问道，“这是干吗？”

“等我们回来时再谈，查尔斯。”

那时钱德拉担任系主任正好一年。

在获取这个职位时，他像个被困在敌人战线后面的武士。

他宣称，像他们这么有名气的一个系，在排名上反倒不如巴黎经济学院，实在是奇耻大辱。

他表示，他要找出系里最为薄弱的环节，也就是那些在剑桥拥有终身教职的人。

他们认为终身教职让他们有权二十年都教同样的课，或把英语文章写得那么差劲，仿佛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巴黎。

他的措施得到了相对著名、多产的教员的欣赏，但他也成了平庸之辈的众矢之的。

那些摆谱儿的夸夸其谈者觍着脸，打着黑领结，一屁股坐在教师联谊活动室的天鹅绒座位上，仿佛置身于一座圣丹尼斯青楼，在晚餐前那段被别人称作“工作日”

的漫长空闲里，一份《泰晤士报》甚至能翻来覆去地看两三遍。

很多人也曾才思敏捷，但现在他们已年过半百，成了虚荣、环境和学院酒窖的牺牲品。

他决心揭露他们，把隐形的傻瓜帽子钉在他们锃亮的脑门儿上，希望这会刺激他们，让他们再次成为学者。

他有时候亲自批改他们的著作，怀着油漆工般的热情使用迪美斯修正液。

很多人也的确从麻木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只有一个目标：毁灭摧残他们的人，让生活重回“暴政”

之前的轨道。

于是，他的生活成了一场战争。

在此期间，他继续发表文章、出版专著。

他为此不仅减少了咨询时间，还压缩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是除咨询时间之外，他唯一能承受得了的时间压缩）。

总之，他在家里成了麻烦制造者，成了暴脾气的恶棍。

在找不到他的眼镜的时候，他冲着孩子大喊大叫。

到了星期天，他经常气冲冲地离开家，躲到办公室里去。

有两次，由于引擎发动不了，他用脚把车的侧面踹出了凹痕。

在珍妮离开后的那个晚上，十五岁的苏尼问妈妈去哪儿了。

钱德拉回答道：“不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苏尼耸耸肩，说：“我就是问问。”

钱德拉喊道：“你总是瞎问!”

那天苏尼待在他的房间里，不肯下来吃晚餐。

三天后，珍妮回来了，就好像什么出格的事情也没发生过。

到他们上了床，关了灯，她才撂出了炸弹。

“去找婚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