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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毁誉参半（第5页）

，就是最好的注释。

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

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

但囿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价值导向。

第三，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

守旧势力的干预和反对，是张居正改革无法真正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

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正是在大明王朝艰难的时期，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这样的窘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尽管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这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打破，因此势必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

比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

、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

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

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根本的一点是发展模式的脆弱。

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

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

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体系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

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张居正力主“农商并重”

，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重农抑商，尽管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但长期挣扎在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

夹缝之中的商业经济，犹如畸形儿，没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皇权通过各种手段来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和买”

，或“采办”

，或“抽分”

，或“加耗”

等，名目繁多。

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

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病态的形式发展，而且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

这也注定张居正农商并重的发展模式是很难生存的。

无法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

的发展模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