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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与享乐主义走向后现代社会（第3页）

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得紧跟着潮流“成为一个时髦的人”

，同时还要关心健康，留心健康问题，医学需求由此大大地增加了；也由此，信息类杂志以及普及读物大量涌现，各类节日也屡获成功，手持摄像机的游客们则穿梭忙碌于各历史遗址和博物馆之中。

如果说消费瓦解了那清戒的、专断的文化，那么，其目的并非为了造就一种非理性的或冲动的文化，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旨在展现主体一种新型的、“理性的”

社会化，并通过如丰富知识、自己做主、预判、进修以及依据检查与保养的规则来安排生活等一系列的**命令来加以实现，而非通过极端受制于不可预见的、摇摆不定的个性以及经过选择的内容来达到。

消费时代使得个体非社会化了，但通过新闻以及消费的逻辑，个体又被相应地社会化了，这是一种没有了令人压抑的内容的社会化，旨在多变的社会化。

个性化进程使得一种负责任的、内行的个体得以出现了，它是自己永恒的调度者。

这种新型的责任化，人们称之为“自恋型的责任化”

：一是因为公众事务变得非理据化了；再就是因为个性的非稳定化及松弛。

它的表现也是飘忽不定的，如松弛的人际关系、推崇本性、婚姻自由、离婚泛滥、兴趣导向、价值观以及期望的加速变化、放任以及宽容的伦理、心理病理学综合征的大流行、抑郁以及消沉等，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其一生中会出现严重的精神抑郁，有五分之一的德国人被确诊患有心理疾患，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了睡眠障碍的困扰。

但要从中辨析出一个“单向度的人”

，即便只是短期的个人化表现，却也是不现实的。

新自恋主义被界定为离析与个性绽放，而规律便是对立双方和平共存。

随着生活方式被消费品、信息、体育运动以及心理安慰所浸染，个体便离析成为一个怪诞的“拼凑物”

，一个多晶形的组合体，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写照。

虽没有了道德的罪恶感，有了为人处世的洒脱，然而自恋的个体还是易于焦虑、彷徨；他整天忧心于健康问题，担心在高速公路上或在山里的生命安全；他成熟且睿智，虽处在一个崇尚科学的世界，然而易受奇思妙想、玄奥、心理玄学、通灵者与精神领袖的影响，尽管这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不再执着于学识、意识形态，但同时，他却对体育运动或修葺工作精益求精；他排斥勤奋以及强制性的、严格的规范，但他却在瘦身食谱里，在体育锻炼中，在高山攀援中，在宗教、神秘的静省中，自己摸索着答案；面对死亡，他谨慎有加，与公众接触时，他保持克制，在接受一些新型的心理疗法时，他才得以喊叫、呕吐、哭泣和咒骂；他是“时髦的”

，他在国际时尚模特儿引领下随波逐流，且又倾情于一些不入流的未成年人语言，倾情于土地以及一些宗教、大众的传统。

这便是自恋型的个性化，是与“我”

不协调的片段，由此，依据复合逻辑行事的个体出现了，一如流行艺术家所做的分裂堆彻或如阿达米（Adami）[75]所做的平淡无奇的、随手拈来的组合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消费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架构，它使得个体摆脱了社会依赖关系，使得同化以及排斥过程加速了，它还造就了一些漂移着的运动着的个体，一些只为让人特异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也被世界化了。

消费上的现代主义也受到了个性化的支配，在这点上，它与艺术先锋派或精神分析先锋派是一致的；在整体上，它却与在其他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相反。

这便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它围绕着两个相互矛盾的逻辑而展开，其一是僵化、整齐划一、强制性的，另一则是弹性、可操作性、**性的。

这种等级制的、纪律性的逻辑，在生产领域内，它便是以科学的劳动组织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官僚主义体制（如起始于1911年的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在政治领域，它便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以及民族统一的理念，革命与阶级斗争是其精髓；涉及价值观，它便是节约、劳动以及勤奋；其中的个体是自愿的，是“导入坚定型的”

。

但自19世纪末起，由于消费时代的兴起，受另外一种弹性的、多重的且个性化的进程所支配的一类体系开始显现了。

从这个意义出发，人们可以说，当代社会的特征便是两种对立的逻辑相互共存，但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势、专断、纪律的秩序依然占据着明显优势。

作为制衡，人们呼唤着后现代社会，并想以此来打破这种主流的结构，此时的西方社会便越发倾向于废除这类整齐划一的架构，普及一种基于关怀、选择、交流、新闻、权力分散以及参与等的个性化体系。

由此看来，后现代时期绝非是现代主义冲动的、欲望的终极阶段，与之相反，它是现代主义冷漠的、幻灭的阶段，它主张将社会加以人性化，促进基于个人及其欲望而调整的、简明变幻的架构的发展，调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消弭革命的幻象；与此同时，麻木不仁在日益增长，自恋在非实体化，过去受到冷待。

后现代主义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与过程，此时出现了有益于个性化进程的逆转倾向，在逆转过程中，一些新的领域加入进来，由此个性化进程涵盖到教育、培训、休闲、体育、时尚、人际关系、性关系、新闻、作息、劳动等领域，很显然，后来的领域对该进程的抗拒力也是最为强大的。

这其实就是一种颠覆，它让贝尔想到了一种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社会不是建立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商品以及工人阶级之上，而是建立在“专业及技术人士”

这样的专门阶层之上的社会，它需要在经济技术发展中重视理论知识，重视服务部门（如新闻、健康、教育、研究、文化活动以及休闲等）。

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二者之间互不交叉重叠，尽管它们都意味着一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历史性改变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强调新社会职业结构，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而后现代社会，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它并不局限于如贝尔所说的文化领域，而是相反，它关注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成果和扩张。

由此，个性化进程几乎触及了社会的每一角落。

后现代时期并不是要与现代主义相决裂，它继续并普及着现代主义中有建设性的倾向，这倾向便是个性化进程，这也就相对减少了现代主义中其他的倾向，如纪律化进程。

近来，有些论断以不确定、模仿[76]，或以不合法、笼统[77]为理由，来证明当今时代绝对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而这些理由也成为人们对此不赞同的原因。

从短期来说，且在不考虑历史因素的情况下，因为只看到后现代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便忽视了它多年所追求的事业其实也就是现代个人民主社会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此，人们的确过高地估计了后现代与过去的决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