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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位标志（第2页）

所代表的盗窃倾向会变成什么？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拉瓦特的相术：从一个人的相貌特征来推断其性格是否可靠，然而外部标志大多是谎言。

要想真正了解人类，就必须与他们面对面，对其进行测试并观察其行为举止。

拿破仑人生末期的医学记录者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Fran?oisAntonmarchi）评论道：加尔强大的诋毁者所做的预言未能实现，因为后来加尔挽回了第一次的失败，并观察到拿破仑的头颅发育较晚，因此得以挽回尊严。

此事拿破仑的帽匠可以作证，他曾在帝国时期为其将帽子改大[105]（图2.7）。

图2.7：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制作的“拿破仑的头部铸件”

，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

在加尔的崇拜者中，有不少人最终将器官学说等同于简单的颅脑检查，而他的反对者则将其视为颅脑学。

此外，普通民众也对此有同样的看法和理解。

虽然存在许多误解，但实际上，他们也掌握了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纷争不断，但在卓越的大脑解剖学和生理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居于首要地位的不是大脑皮层，而是头骨，在其中，他们最终找到了27种原始能力：前10种是人类和所有脊椎动物共有的能力，后9种是高等脊椎动物共有的能力，最后8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而且，仅凭胚胎学上的依据（即骨帽总是与下面的皮质相吻合）仍然不够。

尽管这看似真实，但作为一个整体，脑回永远不会完全确定地显示出加尔所列的区域。

因此，必须将外部光线投射到每个半球上，以划分出27个特定的器官。

大脑皮层本身在生理上并不会说话，这对那些试图探索大脑“雄辩能力”

的人而言是最大的讽刺。

加尔通过统计学收集了数百个头骨和石膏，然后将它们与所属个体群的生活进行比较、分类和对比，从而构成其心理生理学体系[106]（图2.8）。

值得称赞的是，这种器官学的直觉首次出现在他的观察里：他观察到在同学中，凸出的眼睛和良好的记忆力之间经常存在关联。

而正如我们所知，认为每个功能都有一个对应器官的定位原则，这并不是加尔的发明。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自古代晚期以来，脑室研究是如何一步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的，比如笛卡尔的松果体，它是灵魂和身体之间的一个虚幻的交叉点。

在1795年写给解剖学家塞缪尔·托马斯·索默林（SamuelThomasS）的一些信件中，康德谈到了灵魂器官的问题，并断定这一器官的研究问题具有不可解决性和矛盾性[107]。

康德推断，灵魂用内部感官感知自己，因此不能为自己分配一个特定的身体空间，即外部感官，除非它将自己转化为自己外部直觉的对象，将自己置于自身之外。

在康德提出诡辩论的几十年后，斯宾塞（Spencer）甚至从不曾怀疑，他深信大脑的不同部分为特定种类的心理活动服务。

根据其作品《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ofPsychology），对功能的定位是所有组织形式的规律。

因此，对于不同的结构和任务而言，如果大脑半球是一个例外，没有功能定位，那是非常奇怪的。

在康德和斯宾塞生活之间的时间里，颅相学达到了一个高峰，随后消亡，但定位原则却流行起来，为一系列漫长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图2.8：加尔收藏的头骨，藏于罗莱博物馆。

对加尔来说，定位一方面需要检查头盖的凹凸部位，另一方面需要辨别基本的智力和道德品质。

第二项任务给他带来诸多麻烦，比例、分布和交集的变化，需要能够阐释个体间和种间差异的功能。

他的推理如下：所有的身体都有共同点，即延伸性、重量、不可渗透性，但并非所有的身体都是金、铜、植物或动物。

这同样适用于人，如果想让不可否认的个体性根植于人的机体中，就不能再抽象、规范地把人分割成完全一样的部分，也不可能利用诸如感知、判断、想象等通用概念。

利用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解释不同的、具有独特性的才能和行为。

加尔称其曾向约翰·洛克、马勒布兰奇（Malebranche）、孔狄亚克、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deTracy）、博内、沃夫（Wolff）等人咨询，但都徒劳无获，他只找到了基于古典形而上学或感性方法的某些无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