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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播接收颅骨狂热（第2页）

巴尔斯科波是第一个访问该岛的外国人，他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好奇心。

他们按照当地的时尚来给他打扮，给巴尔斯科波穿上了一套传统的骷髅头套装。

他们给他剃头，在他头上安装了美容假体，以掩盖他头部的天然畸形。

他们向他描述了当地的政治体系：不同形式的智力通过完美的分工进行协调；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一切都由谨慎的选择能力来调节。

在十六岁时，以颅相学为中心的社会的公民通过入会仪式成为成年人，在仪式上，他们的才能通过颅骨检查得到破译。

没人能够在未持有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这样就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需要对犯罪负责的不是犯罪者，而是那些以错误方式培养他们的人。

只有到达一定年龄，头骨才会形成最终的形状，每个人的倾向才得以固定。

在此之前，纠正不良倾向是无济于事的。

所有年轻人从八岁就开始准备就读于波尔多斯博斯科大学，在前往大学的路上，巴尔斯科波偶遇了尼科德摩斯（Nios）先生，一位生活在趋于完美世界里的教授和思想家。

这位先生向他准确地描述了这个世界：诸神已经提供了一切最好的东西，就看人类如何正确地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天赋；宇宙的和谐与完美通过一种亘古不变的必然性取得胜利，这种必然性人们无法逃避，只能竭尽全力地遵循。

巴尔斯科波注意到，这种生活方式自相矛盾，有时甚至会带来残酷的实际后果，因此，他对其既钦佩又害怕。

他必须承认其深度和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他也很难接受精神外科的大胆做法——实际上存在大脑形态异常或不匹配的各种案例。

但是最后，他选择与张伯伦勋爵的女儿结婚，并决定留在岛上。

在思念故乡时，他也常常回忆地球生活。

当这本书问世时，英国的颅相学理论已经传播甚远。

这种具有新思想和新行为的学科，在近乎神圣的设计框架中找到了落脚处。

这个框架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在当地扎根。

威廉·佩利（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Theology）自一出版便享有盛誉，在1802年至1820年间重印了20次；1833年至1836年间出版的八部《布里奇沃特论文》（BridgewaterTreatises），旨在说明上帝在自然界的能力、智慧和仁慈，也受到了公众的热捧。

与此不同的是，苏格兰律师乔治·库姆（Geebe）在1820年成立了爱丁堡颅相学学会（该学会活跃了长达半个世纪）[117]，并在1828年编撰了一本自然宗教和大众科学手册《相对于外部对象所构思的人的构造》。

在书中，库姆夸大了造物的秩序，强调了性情和才能的遗传性，说明了人身上的必要部分以及待完善部分，并制定了各部分的职责表，其中首先包括对自然规律的遵守。

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市场中大卖：页数不断扩充，重印了一版又一版，在1860年之前，在英国已经售出了十万册，在美国则售出了二十万册，几乎可以称得上一种“连续的生产”

[118]。

在致力于将头骨的类型结构作为性格标志的分类中，库姆肯定了整体“改革”

的紧迫性：它是认识和变革的指南，是道德和判断的新基础。

库姆申明，得益于宗教的自由和宽容，颅相学理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取得了飞速进展，并在工匠和工人中传播了工作伦理和自我完善的理念。

它达成了目标，在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机械”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赢得了共识。

在这些学校中，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在不断扩大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中，扩充了骨干力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知疲倦的学者努力引导各类宣传活动，颅相学在英国得以广泛普及[119]。

这一学科也招致了诸多批评，例如生理学家彼得·马克·罗杰特（PeterMarkRoget）的批判。

罗杰特后来编写了《英语单词和短语辞典》（ThesaurusofEnglishhrases），并于1818年为《大英百科全书》（Eannica）编写了一个长长的颅骨检查条目，对这门所谓的“新科学”

做了严谨的概述，这个条目也被收录在后来的版本中（从1842年起，标题更改为“颅相学”

）。

罗杰特认为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甚至不需要自己挥动武器去批判它，它不过是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的小说（即拉普达岛上古怪的哲学家们的故事）增添了一点写作的素材。

事实上，他拆穿了颅相学研究的伪装，明确指出它毫无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