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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位一体的大脑分裂的大脑（第5页）

为减轻患有严重癫痫、持续发作的病人的痛苦，他们切断了胼胝体，即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纤维束。

因此，神经电流从一个半球向另一个半球的传播会被减弱，而癫痫发作的频率和强度就会有所下降。

刚刚接受过手术的病人会陷入失语状态，但他的语言能力会在一个月内恢复，并且不会显示出任何其他行为改变的迹象。

只有一些更大胆的分脑实验会显示出不寻常的显著变化，因为他们的大脑半球无法再进行相互交流。

正如萨根阐释的那样，左半球按顺序或序列处理信息；而右半球则能够同时或平行处理信息。

前者将像数字计算机一样运作，后者将像模拟计算机一样运作。

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也见证了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在一个脚注中，萨根解释了如何通过服用大麻提高个人在音乐、舞蹈、艺术、模式识别和符号识别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非语言交流能力会有显著提高。

然而，它并不能帮助人们提高理解路德维·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Johaein）的文章、理解康德的文本、计算桥梁阻力或处理拉普拉斯变换问题的能力。

通常，在大麻素的影响下，人往往很难连贯地写作，就像左半球的作用被中和了一样。

以同样的方式，即通过暂时中止左半球的运作进行活动，可以解释某些东方宗教的冥想状态，甚至是梦境[223]。

不仅如此，萨根还大胆假设道，梦的“动物”

品质可以通过适当使用麦克莱恩描述“边缘”

的话语，或R—复合系统活动的进化理论来理解。

毫无疑问，新皮层以复杂的方式提供了语言能力。

此外，我们必须看到，语言的控制，需要从边缘系统向那些更高的区域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意味着需要形成一个全新的大脑体系，而不仅仅是重新组织已经活跃在动物沟通和叫声中的机制。

萨根通过回顾笛卡尔来结束他在三位一体、双重大脑的交叉点上的论述，他的分析几何学证明了代数方程和曲线之间形式的一致性。

在他看来，前者应当被视为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后者则与右半球有关。

他打趣地提示道，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几何学将像分析数学一样，是一种胼胝体在运作。

他甚至进一步推断：人类文化的每一项创造性活动（伦理和法律、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只有在两个半球的合作下才会存在，因此这些文化活动也是胼胝体的功能之一。

至于罗杰·斯佩里是否欣赏以及如何认识萨根对大脑分裂理论的广泛运用，我们很难确定[224]。

无疑，他偏向于理论推理，从其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在1981年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由一位瑞典同事代为宣读的讲话中，他试图澄清对自己研究的误会并给出了重要的告诫。

首先，斯佩里在那个庄严的场合回顾了自己对脑分裂病人的研究结果，他在近二十年前就开始发现右半球有认知和语言理解能力。

当时的主流观点仍然倾向于左半球占主导地位，且更发达。

这一消息令人震惊，并激化了双方的对立。

此后，斯佩里与不同合作者一起，努力重新训练两个半球，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补特性[225]。

右半球虽然不能“发声”

，但拥有更广泛、更高级的技能。

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演讲中，斯佩里不仅总结了20年的实验工作（他的工作首先集中在动物身上，随后聚焦于人类身上[226]），而且还给出警示，要反对只支持某个大脑半球的论断，也要反对那些并未适当采用半球二分法的推断。

为避免疑问，他重申，在正常状态下，大脑的两半肯定会形成一个单元，但两个半球究竟如何合作，在这一方面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

然而，对功能的研究无疑提高了对智力的非语言成分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智力固有的个性也得到了揭示：我们对它了解得越多，它就会变得越复杂，指纹或面部特征的复杂性都无法与之相比。

在演讲的最后，斯佩里提到了他的分裂大脑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与意识有关的间接成就。

在心理学方面，出现了从非因果的、平行主义的观点转向因果的、互动主义的身心关系观点，这一观点驳斥了行为主义对于未开发的大脑的教条理论。

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将内心体验的事件归因于大脑活动过程的突发特性，而大脑是具有自身活动动向和规律的[227]。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斯佩里就提出了意识的新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和有问题的术语），并将其作为大脑过程的组成部分及影响因素。

在他看来，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精确地理解大脑最基本的组成，以及大脑是如何构建具有偶然性的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