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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第2页）

，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参看第五、第十七两章自明。

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

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整体而向分子方面求解决。

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做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

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

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

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

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

他们既把社会看作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源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

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

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

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

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

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

，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伤。

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

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

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

他们仍把社会看作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以异。

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

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

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

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屦？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

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

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

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