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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魏武帝辨诬（第2页）

乐毅去后，军心忿怒，齐国的名将田单，就趁此将燕兵打败，把齐国恢复过来了。

后来赵王要和乐毅谋算燕国。

乐毅伏在地上，垂着眼泪道：“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样的。

我如其在赵国得罪，逃到别国去，我是终身不敢谋算赵国的奴隶的。

何况燕昭王的子孙呢？”

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

蒙恬的祖父，唤做蒙骜；父亲唤做蒙武，都是秦国的军官。

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长城，带着兵，在现在陕西的北部防匈奴的。

秦始皇死后，儿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杀掉蒙恬。

蒙恬说：“从我的祖父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信托的臣子三代了。

我现在带兵三十多万。

论起我的势力来，是足以造反的。

然而我宁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两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

蒙恬就自杀了。

魏武帝引此两段故事，说：“我每读到这两种书，未尝不怆然流涕。

从我的祖以至于我，受汉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儿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汉呢？我这些话，不但对诸位说，还对我的妻妾说。

我又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都该再嫁，向他们传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

虽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国去，却是势所不能的。

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

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

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

令文所说，大略是这样。

西洋的学者说：“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

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

毫无手段是不行的。

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

因为政治总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

政治上的首领，就和军中的主将一般，失掉了他，阵容是会散乱，甚而至于要崩溃的。

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方危害的对象。

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

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

有人说：既然如此，所谓政治，总不过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罢了，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根本没有关系，又何必去帮这一方面压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

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

因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而多数人合计起来，其力量是非常伟大的。

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我们于此，就不可漫无别白了。

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

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摭拾着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

譬如魏武帝的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