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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浦路斯会要求你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自宗教、道德、社会以及学识等各个方面—如果你深入了解这些东西的含意，就会发现其实不少都是自相矛盾的。

主要问题就在于19世纪以来传统的禁欲主义与自1914年之前就渐渐开始盛行的奢侈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是低教会派推行清教主义，坚持禁欲，鼓励努力工作，尊重学术荣誉，反对自我放纵；另一方面，奢侈享乐派轻视知识，崇拜享乐主义，鄙视外国人和工人阶级，对于贫穷有着近乎病态的恐惧，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认为，金钱和权力虽然非常重要，但最好还是继承自父辈的荣光，而非来自自身的辛勤工作。

总的来说，你被要求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社会成功人士，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各种理想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我只是明白，就我而言，它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想要实现这些，不仅取决于你做了什么，更取决于你是什么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岁或十一岁时，我就知道一件事了—虽然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但我也不是简单的脑袋一拍就得出这个结论：在我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要是你没有十万英镑，你就是个废物。

至于为什么是十万？大概是因为我读了萨克雷的著作。

十万英镑的年息是四千英镑（我是按照比较保守的年利率4%计算的），在我看来，如果你属于真正的上流社会—就是那些住在乡村别墅里的人，这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但显而易见，除非我投了个好胎，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通向那座天堂的大道，我不属于那里。

如果你真想挤进去，那就只能通过一项名为“进城”

的神秘活动去赚钱了。

可当你好不容易挣得盆满钵满，打算荣归故里时，却已经又老又胖了。

那些上层阶级真正令人羡慕之处在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富有了。

对于像我这样雄心勃勃、不甘人后的中产阶级—这些通过考试的人来说，只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

你考入公校，获得奖学金，毕业再考入公务员或驻印公务员体系，或者成为一名律师也行。

但这中途若你胆敢有丝毫的“偷懒”

或“松懈”

，错过晋升路上的一个小阶梯，你就可能变成一个“办公室内年薪四十磅的小打杂的”

。

不过，即使你费尽千辛万苦爬上了你能碰到的最高位置，你也只不过是那些真正的上层阶级手下的一个员工、一个奴才罢了。

有些东西即使黑佬鬼和老滑头没有教我，我也会从其他男孩那里学到。

回顾过去，我们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小聪明、势利和虚荣—我们对于那些贵族的姓名和住址一清二楚，可以迅速发现每个人的口音、言行举止以及衣服式样之间的细微差别。

那里有些孩子，即使在冬季最寒冷、最难熬的日子里，毛孔里似乎也弥漫着满满的铜臭味。

每学期开学和结束时，总会有一些男孩，带着他们特有的天真和势利，在学校里高谈阔论，什么他们有多少来自瑞士和苏格兰的仆从，什么从荒原里猎来的松鸡，或者“我叔叔的游艇”

，或者“我家的乡村别墅”

，还有“我的小马”

和“我爸爸的房车”

。

我想，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居然如此信奉这纯粹且粗俗臃肿的财富，并且抛弃了任何贵族的优雅—这在1914年以前尤其显著。

这是属于疯狂的百万富翁的时代，他们头戴帽檐微卷的大礼帽，身穿淡紫色的男士马甲，在广阔的泰晤士河上驾驶着风格华丽的洛可可式游艇，举行着奢侈的香槟酒会。

这是属于空竹的清响和性感的铅笔裙的时代，这是属于头戴灰色圆礼帽、身着得体燕尾服的花花公子的时代，这是属于《风流寡妇》、萨基的小说、《彼得?潘》和《彩虹尽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会去布莱顿的海滨欢度周末，去特罗克的酒店品尝美味茶点，所有人的嘴里总是叼着巧克力或雪茄，张口就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