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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技巧常谈（第3页）

是普遍通行的话，不是寻常的普普通通的话。

就是说，不是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没有地方色彩的话。

普通话不是全国语言的最大公约数，不是把词汇压缩到最低程度，因而是缺乏艺术表现力的蒸馏水式的语言。

普通话也有其生长的土壤，它的根扎在北京。

要精通一种语言，最好是到那个地方住一阵子。

欧阳山同志的忠告，是有道理的。

不能到北京，那就只好从书面语言去学，从作品学，那怎么说也是隔了一层。

吸收别处方言的有用成分。

别处方言，首先是作家的家乡话。

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即“母舌”

。

有些地区的作家比较占便宜，比如云、贵、川的作家。

云、贵、川的话属西南官话，也算在“北京话”

之内。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家乡话写作，既有乡土气息，又易为外方人所懂，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

沙汀、艾芜、何士光、周克芹都是这样。

有的名物，各地歧异甚大，我以为不必强求统一。

比如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如果改成《种玉米的老人》，读者就会以为这是写的华北的故事。

有些地方语词，只能声音传情，很难望文生义，就有点麻烦。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属苏北官话区）把一个人穿衣服干净、整齐，挺括，有样子，叫做“格挣挣的”

。

我在写《受戒》时想用这个词，踌躇了很久。

后来发现山西话里也有这个说法，并在元曲里也发现“格挣”

这个词，才放心地用了。

有些地方话不属“北方话”

，比如吴语、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就更加麻烦了。

有些不得不用，无法代替的语词，最好加一点注解。

高晓声小说中用了“投煞青鱼”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家最好多懂几种方言。

有时为了加强地方色彩，作者不得不刻苦地学习这个地方的话。

周立波是湖南益阳人，平常说话，乡音未改，《暴风骤雨》里却用了很多东北土话。

旧小说里写一个人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每说他“能打各省乡谈”

，比如浪子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