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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铁骑凌天阍 扶持极艰难（第1页）

第二节铁骑凌天阍扶持极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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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家，宋朝皇帝一贯猜忌、防范和压制武将。

降及北宋晚期，宋徽宗更习惯于用宦官统兵。

在统兵的童贯和谭稹败事之余，宋钦宗狃于积习，不听宇文虚中劝告，仍命宦官节度使梁方平与武将何灌率二万七千人马，驻军濬州，守卫黄河。

[1]当梁方平等“烧桥而遁”

，金军渡河的消息传来，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日，“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遁”

[2]。

领枢密院蔡攸根本不管军事，亲随宋徽宗南逃。

刚逃到开封不久的童贯，宋钦宗“以贯为东京留守。

贯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

[3]，并以亲兵胜捷军护卫。

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的高俅，仍为殿司之长，却也根本不管京城的殿司军务，率军随行。

另一盘踞东南的宠臣朱勔也“护卫扈从车驾”

[4]，安排道君太上皇帝一行生活。

梁方平后被处斩，[5]他成了宋朝最后一个统兵宦官。

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人们往往将他与宋徽宗一概骂倒，其实大欠公允。

宋钦宗简直就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李纲说“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

，决非虚美。

后来金人向宋宫俘虏“询宫中事”

，在一代帝主沦为阶下囚时，宋俘们仍然没有奚落他，反而说：“少帝贤，务读书，不迩声色，受禅半载，无以备执事，乃立一妃、十夫人，廑三人得幸，自余俭德不可举数。”

[6]他即位后，“自东宫时徙宫中，服御器皿与夫府库之积，闻兼辎重，共不及百担，而图书居其半，纬帐无文绣之丽，几榻无丹漆之饰”

[7]。

在正常情况下，宋钦宗倒是个标准的守成之主，其循规蹈矩，肯定远胜于宋仁宗，而不会胡作非为。

但他面对复杂、险恶而多变的局势，却毫无措置能力。

他的全部作为，就是来回摇摆于轻率的冒险主义和卑怯的投降主义之间，并且以后者为主。

在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下，有不少荒唐的积习。

在宋人心目中，以文制武，以不知兵文臣执掌枢密院，主管军事，似乎是理所当然。

宋钦宗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李纲面对。

李纲说：

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势必消缩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

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増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

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増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雲中归中国，故岁币増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财货，姑如元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

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坚，无为浮议所揺，可无后艰。

[8]

此段话表明了李纲的远见卓识，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他规划了与金谈判的必须坚持的底线。

但往后的史实证明，皇帝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以执守李纲正确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