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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太原之殇（第16页）

他对战争不仅不抱希望，更取消任何战备，竟荒唐地认为“和议可以决成”

，唯有完全依赖于屈辱求和，方可保留赵宋之社稷和残山剩水。

后李纲对宋高宗说：

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

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太半。

盖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

[98]

其昏庸和愚蠢，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唐恪之流的私愤，实际上也满足了宋钦宗的皇权私欲，他的内心无非是视太学生伏阙上书的爱国群众运动为厉阶，务必清扫李纲的朋党而后快；但既然朝廷失去了唯一的主心骨，最终受害最深的，自然还是宋钦宗本人。

宋钦宗二十六岁登基，实际上只当了一年多，而横跨三个年度的皇帝，后来却悲惨地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的备受屈辱和煎熬的俘囚生活。

即使是一年有余的当皇帝期间，也从无片刻至尊的欢快享受，一直延挨着焦心劳思、焦头烂额的时日。

后人追想起来，也不免够可怜的。

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

这条规律也不可避免地在宋钦宗身上起着作用，其基本表现是无能。

光是无能还不可怕，如因无能，而对李纲言听计从，倒还是件好事。

但是，除了最初终止逃跑，临危授命李纲守开封城之外，宋钦宗竟无一项关键性的决策不铸成大错，竟无一招不是惊慌失措的臭棋，这又是他对那群鼠辈的宰执言听计从的致命后果。

他不断否决李纲和种师道之忠告与部署，断送了若干本可挽回或多少可挽回危局与险局的机遇。

宋钦宗在金军初犯开封时，不当逃而欲逃，后来的一次却不听种师道临终前的忠告，当逃而不逃，却在军无斗志的情势下，坐守开封，等着当俘虏，[99]也真可谓是自作自受。

当然，也决不能说他在位就有多大失德；这与其父宋徽宗作威作福，招致千千万万百姓家破人亡，而竭天下以自奉，仍不可同日而语。

宋徽宗当俘虏，真可谓是罪有应得。

然而上述一切，又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在一个溃烂皇朝的末期，所具备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由于李纲蒙受了太多的毁谤，他感觉有澄清事实的必要，遂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转运司翠华堂，完成了《靖康传信录》的撰写，《靖康传信录》原有二十卷，[103]今存《梁溪全集》卷171至卷173，乃是节录，共三卷。

[104]他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序》中说：

靖康改元，金寇犯阙，实中国之大变，典籍所载，未之有也。

朝廷应变设施大略，众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窃书之。

至于庙堂之上，帷幄之中，议论取舍，事情物态，为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系者，众人所不得而知，书之或失其实，此《传信录》所为作也。

臣子之义，惟当奋不顾死，以徇国家之急。

及其成功，则天也。

然自是之后，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内外大小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为事，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虽使寇退，亦岂易支吾哉！

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所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

他提出“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

，“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

，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而言，自然并非没有重要的鉴戒意义。

[1].《宋史》卷23《钦宗纪》靖康元年三月、六月。

[2].《宋史》卷162《职官志》，卷474《贾似道传》。

[3].《宋史》卷23《钦宗纪》，《金史》卷3《太宗纪》。

[4].《会编》卷52《（中兴）遗史》。

[5].《靖康要录笺注》卷9靖康元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