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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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圣诞节前回到了家，马上开始动笔写作。

在参观考察期间，白天的奔波让我筋疲力尽，到了晚上根本就不想写东西，而且我也缺乏记者特有的天赋，能够在听到消息后马上转化到纸上，我觉得写这些东西要比写小说难。

现在获得的资料太多，反而也成了障碍，我需要反复整理这些资料，把它们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在一家英文报纸上读到了一位记者写的文章，他的采访经历与我大致相同，尽管文章中很多地方写得很肤浅，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准确，但我仍然很佩服他，因为他能够迅速抓住一些引人关注的事件，然后迅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

为了把这些参观中的见闻写好，我真是有点儿呕心沥血。

大部分的材料都很无聊，而我却想在其中加入一些趣味性，我也想实话实话，但是上面告诉我，有些事实不能公之于众。

出于一个写作者的良心，我还是尽可能地把事实真相陈述出来，虽然这些东西只是出现在报纸上，很多人读完也就抛之脑后了，但我就是受不了自己写出的东西不负责任，虚情假意。

作为记者，我还真是不够格。

写作过程中，有一位年轻的法国飞行员从旁边的机场赶来看我，他显得非常灰心丧气。

他跟我说，所有军用飞机都要送到他所在的机场接受检测，而生产商只需给负责检测的人塞上几千法郎，飞机就能轻而易举地检测合格。

还有一个故事，连我听完都很无语：据说，法国向一家美国公司订购飞机，原计划每个月有五百架送抵法国，但是飞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小部件，其专利权属于一位法国生产商，他要求美国公司每架飞机支付一千美元的专利费，这就意味着美国生产商几乎很难从中赚到钱，于是这笔买卖就被搁置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听到了此事的后续报道：在巴黎沦陷的前两天，法国生产商给美国公司打去了电报，答应专利费降为每架飞机五十美元。

文章写完后，我迅速发了出去，同时动身前往英国，因为据说还有其他工作在等着我。

当时坐火车从巴黎去伦敦简直是一场磨难，正常情况下全程需要7个小时，但在当时，如果17个小时能够到达，那就谢天谢地了。

有时候你上船后会被迫在海上待上一夜，因为海峡内有敌军的潜艇。

我就听说有两三个人被滞留在布伦（Boulogne）至少三天。

我以前从未坐过飞机，因为只要并非十万火急，我就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但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情况紧急，我绝对不会犹豫，这次我就打算试一下。

但是，到达巴黎后，天气非常糟糕，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且，英国正在闹洪水，很多机场被淹，于是我趁此机会去看望了几位朋友。

在这期间，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提议，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起草一份和平协议。

他们回想到，一战结束时法国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和平条约，结果相关部门只能依靠有限的数据临时拼凑了一份。

这次，法国人不想再被抓住把柄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由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担任主席。

这位外交家在这方面很有些才干。

当年，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时，他就为当地政府起草了各项法令。

根据提议，这个委员会中需要包含一名法国外交部的代表，还有一名法国军队代表，英国外交部也要派一名代表，英国军队也派了一名代表。

我被要求加入这个委员会参与准备，这就需要研究先前的各种合约，最开始的一个就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TreatyofWestphalia）[1]。

同时需要对人口进行人种学方面的调查，目的是清除少数族裔所引起的纠纷，这就需要频繁前往日内瓦去参考那里的资料，或者向那里的相关人士咨询。

这看起来非常有价值，但真正做起来却让人感觉无聊透顶。

当然，没有政府部门的同意我是不会参与的，我向情报部长提出了申请，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于是马上联系了位于伦敦的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