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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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离开了那所法语学校，开始每天去上英语课。

教我英语的是一位英国牧师，他的公寓就位于英国大使馆下属的一座教堂里。

他教我英语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让我高声朗读《标准晚报》上面的刑事案件，或者关于法院庭审的新闻。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则关于火车谋杀案的新闻，火车是从巴黎开往加莱，新闻对谋杀细节的描述让我充满了恐惧。

我当时应该是九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英语发音都不太标准，我永远忘不了在预科学校时，只要我一读课文，班里的其他孩子就会嘲笑我的发音，让我十分难堪。

我一生中只有两次印象深刻的英语课，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学校里。

我在学校里也写过文章，但却不记得有哪位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遣词造句。

我上面所提到的两次英语课都是在我人生后半段发生的，所以恐怕不会对我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第一次就发生在几年前，我当时在伦敦待了几周，找了一位年轻女士来做我的临时秘书。

这个女孩儿长得相当漂亮，却非常害羞，当时她正在与一位已婚男士处于热恋之中。

我当时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寻欢作乐》，打印稿在一个周六早上放到了我的书桌上。

我问她愿不愿意在周末的时候把稿子带回家帮我修改一下，我当时的意思是让她修改一下打字时常犯的一些拼写错误，另外，我在手写的时候有时字迹会比较潦草，打字员由于认不出来也会拼错一些词。

但是这位女士实在是有责任心，她真的以为我要她好好地去“修改”

。

周一早晨，她把稿子拿了回来，附带有满满四大页的修改意见。

我必须承认，第一眼看到这样的修改意见，我真有点儿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我转念一想，也许我真的可以从人家的修改意见中学到不少东西呢。

人家费了那么大劲，咱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于是我强压住怒火，坐下来细细阅读。

我猜想，这位女士一定在某所秘书学校上过课，当年他的老师怎么修改她的文章，她就如法炮制对我的小说进行修改。

这四页大纸上的字迹整整齐齐，语气既严肃又犀利，由此可见，她学校里的英文教授说话也是这样直来直去，不加掩饰。

她的老师一定喜欢用标线，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也绝对不允许句子含义出现任何的模棱两可。

他的这位好学生不喜欢在句子的末尾处出现介词。

如果她在某个地方加了一个叹号，这表明她不喜欢我那种过于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她还觉得，同一个词不能在一页纸上出现两次，如果出现了，她一定会找一个近义词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