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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甲午之耻（第12页）

正月十七日晚上，身陷包围圈的丁汝昌坚决拒降，在刘公岛上服食鸦片自尽，次日凌晨去世。

战争大败，光绪帝必须想办法收拾残局，他先后两次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研究对策，“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

，这次召对有人提到李鸿章领导不利的问题，欲将责任推给李鸿章，光绪帝于正月十八日令李鸿章来京请训。

李鸿章被当作造成甲午惨败的罪人，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到光绪帝的桌案上，光绪帝一怒之下下令摘去他的三眼花翎顶戴，夺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但甲午战争后续的那些麻烦事又能交给谁去处理呢？这个烂摊子还需要李鸿章这个“裱糊匠”

去善后处理。

朝廷派去求和的张荫桓、邵友濂在日本受尽冷遇，被驱赶回国，日方声称只有李鸿章才是他们认可的“素具威望”

的全权大臣。

最后，慈禧无奈，只得让朝廷发布上谕，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复出后的恭亲王奕訢提醒慈禧：“现在皇帝对李鸿章充满怒气，让他去议和恐怕与皇帝生出龃龉。”

未等奕訢说完，慈禧已怒形于色，冷言道：“皇帝体弱有病不能临朝，合适与否，哀家自可与皇帝面商。

你等既然向哀家请旨，此事便可做一半主张！”

她不希望奕訢刚复出就跟她作对。

李鸿章心里明白，作为战败国，“乞降”

本来是一项屈辱又危险的使命，议和必是受辱。

但仗是他打的，他怎能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更何况，圣命难为！

二月十八日，他怀着沉痛而复杂的心情，在蒙蒙迷雾中出发前往东瀛。

在“老对手”

伊藤博文那里，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礼遇。

故人相逢，伊藤博文一语戳中了李鸿章的伤心之处：“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便顾左右而言他。

谈判时，李鸿章鉴于“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

，因而委曲哀求，步步退让。

他也深知擅自答应日本的要求，必将给自己带来横祸，因此他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日本贪婪的本性在谈判中暴露无遗。

他们欲壑难填，要求清廷割让台湾。

张皇失措、急欲求和的慈禧，令太监李莲英在地图上找出台湾，她见不过是个“墨点”

，便表态“割让台湾，可也”

。

日本还提出日军进驻大沽、天津、山海关，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以及停战期间军费由清廷负担等苛刻条件，作为允许停战的前提。

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指出日本“要挟过甚，碍难允行”

。

光绪帝获悉后，令奕訢等与各国公使面商，而各使“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

，同时表示停战期内清廷可“支补”

日本军费，其余条款“万难允许”

。

钦差议和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日本凶徒刺杀的消息传开后，日本“举国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