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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甲午之耻（第7页）

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增兵朝鲜抗击日军，在朝鲜设立“监国”

。

但李鸿章上报慈禧及光绪帝后，清朝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赔款的《汉城条约》。

清廷的一味忍让，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加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有所增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日本迫切需要资源供给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所以发动战争的企图也愈加露骨。

五月初，清廷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9）、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两千多人赴朝，任务是“代剿”

东学党。

同时，丁汝昌派“济远”

“扬威”

两舰赴仁川、汉城（今首尔）护商。

日本政府按战前既定计划迅速向朝鲜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

到五月十三日，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八千人，并以海军铁甲战舰扼守仁川，登陆的陆军主力进占汉城。

直到这时，清廷还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一面向朝鲜增兵，一面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交涉。

清廷要求日本遵守《中日修好条约》，寄希望于和谈，请俄国出面调停；又想利用英国与日、俄之间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但均告失败。

朝鲜急需增兵，李鸿章却玩起了“踢皮球”

游戏，向军机处、总理衙门请示。

在京的王大臣们商量后，以“相机行事”

作为回复。

李鸿章根据这一模糊的指示，派遣卫汝贵的盛字军、马玉昆的毅字军、左宝贵的奉军和丰升阿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及吉林练军等共三十二营、一万三千万余人，赶赴平壤。

六月十二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20）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拒绝从朝鲜撤兵，并强硬声明：中日两国如起不测之变，日方概不负责。

仅仅过了五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只是在等待时机公开宣战。

六月二十二日，聂、叶所部淮军陆续赶赴离汉城七十多公里的牙山地区。

第二天，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淮军进攻。

聂士成、叶志超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

六月二十七日夜间，日军偷袭驻守成欢的淮军右翼，因遭到阻击未果。

天亮后，日军发现淮军兵力少，且无援军，再次发起猛攻。

淮军数百人在聂士成的指挥下奋勇还击，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往公州。

叶志超在公州也不敌日军的猛烈进攻，聂士成与叶志超只得放弃牙山，北奔平壤。

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朝鲜海面上袭击并击沉了北洋水师运兵的商船“高升”

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击伤护航的“济远”

“广乙”

两舰，俘获“操江”

号炮艇。

日本偷袭运兵船，意在挑起对清朝的战争。

清廷求和的计划彻底落空，正在为慈禧准备寿典的光绪帝闻知后更是气愤，为了维护天朝颜面，第二天便向日本宣战。

可是，李鸿章深知清朝若与日本作战胜算并不大，故而不肯全力备战，他以双方装备的对比向光绪帝陈述宣战之不可行的理由：“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

，“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

，他盘算完家底后，坚定地认为，北洋海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日军相比都逊一筹。

在此不利条件下，日军尚不知悉清军的真实作战能力，清军对其仍有威慑力，因而他要北洋舰队“作猛虎在山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