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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辛酉之变（第3页）

咸丰帝亲口授意，把回京的时间推迟到了秋后。

三月，恭亲王奕訢请求前来面见皇帝。

咸丰帝亲自拟诏，答复恭亲王：“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

唯近日欬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

且俟秋间再为面话。”

咸丰帝说的是实话，并非推拖之虚言，这一年他的哮喘病（也可能是肺痨）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皇帝久病不愈，皇后和随行的文武大臣焦急万分，身边常有三四个御医伴驾，日夜诊脉写处方，咸丰帝吐血倒是止住了，但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

咸丰帝料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把皇后和懿贵妃传进烟波致爽殿，陪伴在自己左右。

他常问皇后夷务之事，但皇后只是从奏折中了解一二，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劝他不必劳心，只管安心养病。

咸丰帝之所以问皇后而不问懿贵妃，是因为他发现懿贵妃奏事时总是有所隐瞒。

他嘱咐懿贵妃，凡要事都送皇后决断，皇后忙推说懿贵妃比自己聪明、有才情，诸事一起商量为好。

但凡外来奏章，还是由懿贵妃读给咸丰帝听。

五六月，外来奏折明显减少，咸丰帝猜想懿贵妃有意隐瞒了一些奏折，没有读给他听。

此时的懿贵妃开始独断专权，有时外面有奏章送进来，她不与皇后商量，自行批交出去。

皇后心知肚明，并不与懿贵妃争。

一方面，咸丰帝病重，亲自批复奏折确已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皇后对权力不感兴趣，对朝政也不热衷，只因咸丰帝经常问政于她，她才不得不越“雷池”

，如今懿贵妃代为理政，她不赞同但也不会去争权。

况且懿贵妃表面上“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

。

咸丰帝料想自己时日无多，便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安排后事。

他在遗诏中明确告知天下，“立皇长子为皇太子”

。

然后，他极为审慎地考虑年幼的皇太子继承大统后朝政的监督制衡和皇权的分配问题。

他认真研究分析了辅佐顺治帝的“二人格局”

和辅佐康熙帝的“四人格局”

。

顺治初即位时，多尔衮（7）追封为摄政王，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掌握最高权力。

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则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因人数较少，形成了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

他思忖着，皇后年方二十五岁，懿贵妃二十七岁，皇子才六岁，一旦他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单力薄的孤儿寡母。

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不致皇权旁落。

因此，他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亲王和非王公大臣混合辅弼制度，而且人数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通过多人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

专权。

在大框架设计好后，咸丰帝觉得不够完美，还必须给皇后和皇贵妃特别的权力——最高而又可以制约的权力，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年幼的皇帝。

因此，咸丰帝赐给皇后一方“御赏”

印，赐给皇太子一方“同道堂”

印，因皇太子未成年，此印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

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

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

印，即印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