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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十字军运动 12741700年2（第5页）

而在10年后，伊莎贝拉一世成了阿拉贡女王，从而遏制了王国内的动**局势。

在此之后，伊莎贝拉一世才能将精力投向格拉纳达。

在15世纪中后期的卡斯蒂利亚，一种社会氛围正在滋生，即面对其他宗教时所展现出的偏狭态度。

这种态度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得以表达的，而伊莎贝拉一世本人的性情恰好与这种氛围相得益彰。

此外，奥斯曼人正在培养他们的海上实力，等到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便可以效仿阿尔摩拉维德人与阿尔摩哈德人的做法——让自身难保的穆斯林兄弟为他们开路，进而攻占西班牙。

但在奥斯曼人的这种可能性还未实现以前，伊莎贝拉一世将摩尔人驱逐出境是符合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两国的利益的。

1482年早期，加的斯（Cadiz）伯爵占领了阿拉贡的阿拉马（Alhama），而通过对以上历史背景的介绍，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极具机会主义色彩的行为为什么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入侵与征服的计划，并最终以10年后格拉纳达的投降作为收场。

自圣路易的十字军运动以后的200多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政府如此直接且持续地组织并发动一次大型十字军运动。

但以这样的规模开展十字军运动，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格拉纳达的防御工事已经建起。

为了攻占格拉纳达，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军事力量，调度各路军队，年复一年、锲而不舍，且一点一滴地削减埃米尔的管辖地。

政府还要大力集中一切资源来动员参战的人员、马匹与骡子、枪炮与火药、谷物与其他各类食物。

在1489年持续6个月之久的巴扎围城战（siegeofBaza）中，共有52，000名作战人员参与其中。

按照某一历史资料的估算，官方一共征收了8亿西班牙金币（maravedís）的资助款项。

军队的供给与筹款都由这位女王一人管理。

正如专门研究此次战役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戴尔·普尔加尔（FerdinanddelPulgar）所言：“女王一刻不得停歇，永远都在考虑如何才能筹得更多款项。

这不仅为了讨伐摩尔人，也为了满足政府的种种需求。”

此次战争的开销同远征的筹款来源大致相同，一是来自教会的税收，二是通过布道征收救赎金。

国王与王后也都积极参与筹款事务，并非常重视与十字军相关的教皇训谕，尽量使其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相较于欧洲各地神父零散的布道所产生的效果，费尔南多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所取得的成功是惊人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四点：首先，人们为获得救赎所支付的金额并不高；其次，志愿参与战争的人能够得到很多特权；再次，在俗官员为神父与收税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最后，人们能够从前线传来的布告中得知款项的花费情况，信息向世人公开。

当然，战争开销不仅仅涉及以上几点。

卡斯蒂利亚人为这项事业提供金钱上的资助，也在人力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许多参与到这场战役中的卡斯蒂利亚人战死沙场。

对于他们而言，这不单单是一项民族大业，也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将爱国情感与宗教热情融合在一起，这在百年战争期间和15世纪20年代的胡斯派中也十分明显；而这两方面情感融合在15世纪80年代的卡斯蒂利亚最为突出。

爱国情感与宗教热情的融合，连同国家对远征运动的直接管理，为远征运动在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于北方消亡，于南方幸存

传统的十字军形式是一种由教皇指导的“圣战”

，它象征着基督教世界的团结统一，并增进了其共同利益，但到了16世纪，这种十字军形式很明显已经不得人心。

这一点在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512—1517年）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

在这次会议上，教廷再次呼吁发动针对土耳其人的远征运动，而这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尝试。

在这次会议的各类商议中，与东方有关的事项，其背景都是非常暗淡的。

土耳其人近期正大力发展其海上势力，进而对威尼斯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1515—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东部高原，并在1516—1517年摧毁了马穆鲁克王朝，将叙利亚与埃及置于其统治之下。

土耳其人的势头正盛，未来向西继续挺进的可能性非常大。

会议听取了教廷充满**的演讲，并向教会征收远征税款，还呼吁欧洲的统治者们立刻采取行动。

教皇利奥十世（LeoX）对十字军运动充满热情，他竭尽一切努力，一方面，试图化解意大利的内部纷争，这场争端是由其前任尤里乌二世（JuliusII）煽动起来的；另一方面，他还要帮助英、法两国间达成和平协议。

正如以往一样，会议始终弥漫着乐观的气氛，像出身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以及英国的亨利八世这样的西方统治者，他们都会提出浮夸的建议，并笼统地许下诺言，但最终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