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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十字军运动 12741700年2（第6页）

与欧洲统治者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耳其人在1521年攻下了贝尔格莱德，这里是攻占匈牙利的战略要地，但也会成为他们进一步前进的主要障碍。

如果十字军运动还有一线复苏的希望，那也只存在于西班牙。

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之间已经形成了永久的联盟关系，虽然这种联盟关系并不算完美。

而这股新生的势力所奉行的是一种扩张的对外政策，它不仅要凭借在格拉纳达战役中所培养起来的军事专业技能，还要仰赖宗教与爱国热情两相融合。

后者正是格拉纳达战役的特征之一，而教皇也乐于促进这一融合的产生，其手段一是发放教会税款，二是再度颁布与十字军相关的教皇训谕。

早在1415年，教皇便将葡萄牙人占领摩洛哥休达（Ceuta）港口的军事行动视作某种十字军运动；而在15世纪，另一批葡萄牙人征服了马格里布的西部地区，这些运动受到了同样的礼遇。

格拉纳达的局势平稳后不久，卡斯蒂利亚人便效仿起他们的西部邻居，向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发起了令人惊叹的军事行动。

到1510年，他们抵达的黎波里，并准备突袭突尼斯。

在他们所宣称的目标中，还部分提及了对耶路撒冷的野心。

这可以被看作某种宣传行为，顶多是自欺欺人，但却很符合某种神秘的、末世学的口吻，这种口吻一方面在格拉纳达战役中十分常见，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活动于新大陆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们的思维模式。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东进运动将卡斯蒂利亚人置于与奥斯曼人（还包括受奥斯曼帝国保护的委托人，以及北非的埃米尔与海盗）间的冲突之中。

因此，伊比利亚十字军运动便与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在马格里布中部相遇了。

原本由教皇指导的国际十字军运动，此时似乎已势不可当地为以国家为导向的十字军运动所取代，后者以西班牙讨伐摩尔人的运动为范式。

西班牙的查理五世[4]在1519年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使古老的远征传统得以复兴。

查理五世不得不在两难间做出平衡：首先，要增进卡斯蒂利亚在北非的利益；其次，还要在欧洲中东部履行帝国的义务。

最初，后者牵涉为匈牙利提供援助，1526年，在匈牙利沦陷后，帝国的义务意味着抵抗奥斯曼人的入侵，并为帝国提供保护。

这位皇帝要同教皇进行密切的合作，即便双方的合作摩擦不断。

教皇会时常提醒查理，他有许多职责需要履行。

查理的领土面积如此广阔且多变，以至于他所发起的远征运动似乎与12世纪与13世纪的远征运动十分类似，尤其在1529年他为维也纳解围所开展的运动，以及1535年入侵突尼斯的军事行动。

查理五世视自己为新的“红胡子”

腓特烈，或者是查理大帝。

事实上，庆祝突尼斯一役的胜利形同当年罗马占领迦太基时的庆祝规模，这也使人感受到了帝国战争的古老传统。

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查理五世始终都在动用自己的军队与资金来维护自己的领土与利益，前者当然会受到人们的鼓励，而后者则是通过远征的方式获得的。

对于查理五世而言，十字军运动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正如弗朗索瓦一世以及其他帝国的敌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军事行动实属“哈布斯堡十字军运动”

，均是出于排他主义的目的而展开的。

当查理五世为维也纳解围的时候，基督教世界已经因教会分歧而变得四分五裂。

在北方信仰路德教派（Lutheran）的以及后来信仰加尔文教派（ist）的国家中，不论对教皇权威的拒绝，还是对救赎神圣性的藐视，均毁灭了十字军运动的发展，而后者原本是对发行远征救赎券起巩固作用的。

按理来讲，此时的十字军运动已形同某一实践活动的正式终结，只剩下残余了。

在15世纪早期，立陶宛前线的战役已经停止，而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计划均宣告失败。

这也就意味着，不论在英格兰、低地国家，还是在德意志，都已几乎不存在任何贵族家族会与十字军运动产生几个世代的直接联系了，除非其成员加入圣约翰骑士团，成为神职人员或收税人，或者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前往格拉纳达、匈牙利或罗德岛参战。

就后者而言，参与的人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例如在1464年，有大约2000名勃艮第人从斯莱斯（Sluys）出发，试图为教皇庇护二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作战——他们中途在休达停留，并帮助葡萄牙人驱逐摩尔人的进攻；1511年，亨利八世向加的斯派去了1500名弓箭手，以援助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筹划的突尼斯远征行动。

然而，他们并没有维系良好的远征传统。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天主教丰富的文化中，远征运动现在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那个曾经丰饶的天主教文化本身已被宗教改革运动破坏得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