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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十字军运动 12741700年2（第7页）

同样重要的是，十字军运动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不光彩，它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共鸣已是负面的。

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比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于1530年完成的十字军论文《关于向土耳其人宣战》（sultatiodebelloTurferendo）所表达的更加明显了。

这本冗长的系列论文集写于匈牙利沦陷时期，即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不久之后，而对于讨伐土耳其人的战争，伊拉斯谟的支持是极不情愿的：“我并非反对战争，我会尽我所能，力劝这场运动能够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展开。”

这样的言论实则是希望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威能够在战争中秉持利他主义，军队应当心怀悔罪，如同圣伯尔纳铎笔下早期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那样。

战争的财政支出应当从两方面获取：一是削减宫廷奢华的开销，“从挥霍无度中节省出来的钱，应该花在虔诚的事业上”

；二是通过民间的自愿捐助，而“人们的疑惑会随着事业的进展而逐渐减弱”

。

总的来说，为募集救赎金所开展的布道行为应该取消了，这些布道只会带来挫败、对事实的掩饰，以及“教皇与统治者为遮蔽现实而在背地里进行的不堪的勾当。

而教会也不应当参与其中，因为它既不得体，还与《圣经》或教会法规相悖——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或者神父，他们都不应卷入这样的事情当中；况且，至今为止，他们的参与并没有带来任何成功”

。

这已经不再是十字军了，而更像是基督教为清除异己所进行的战争，它试图如凤凰涅槃，从陈旧的灰烬中重生，而传统的灰烬却是如此令人怀疑。

伊拉斯谟在《关于向土耳其人宣战》中批评了路德，因为路德谴责讨伐土耳其人的战争完全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土耳其人是上帝派来惩罚基督徒的罪恶的。

事实上，路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放弃了奥斯定会的极端立场，其理由同伊拉斯谟在世俗层面上高度认可防御战所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

然而不论他们秉持什么样的理论观点，没有哪个改革者能够容忍自己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1555年，德意志路德教派的大公同皇帝查理五世签署《奥格斯堡和约》，希望放下分歧，共同对抗土耳其人。

他们之间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了宝贵的妥协。

至此，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教会分裂不单单是一段短暂的反常时期，而德意志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军事联盟，如同在北方残存下来的条顿骑士团那样，已成为某种标志，即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泾渭分明。

天主教徒若是在地中海地区获得胜利，会在信仰新教的国家举办庆祝仪式，他们之间某种共同的价值依然存在，这种价值要么是宗教的，要么是从宗教衍生而来的。

相对地，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始终都属于“异类”

。

若新教徒与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对付天主教势力，这样的结合要么在暗地里进行，否则即是冒犯大众的信仰。

由此可见，其时，古老的信仰并没有顷刻间被人丢弃。

以上是北方的情况，而十字军的传统形式，以及人们对十字军的态度，很长一段时期在南方被维系下来。

这种观点近些年也在学界中得到了应有的认识。

在讨伐土耳其人的运动中，海上势力从14世纪30年代微不足道的起步阶段，一路发展到16世纪海上联盟的顶峰时期。

查理五世、教皇与威尼斯人在1538年组建了一支海上联军，但这支军队却在希腊西海岸的普雷韦扎遭受到严重打击。

这次行动的失败以及随后招致的指责，连同联盟势力之间的政治分歧，都使新的海军联盟很难再次形成，直到16世纪60年代，各方势力对地中海中心地带的争夺到了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这一僵局才被打破，土耳其人相继在1569年和1570年占领了突尼斯与尼科西亚，这迫使教皇庇护五世（PiusV）劝说西班牙与威尼斯再次结成海上联盟。

在1571年10月7日，两国联合舰队在科林斯海湾的勒班陀赢得了该世纪海战中一次最大的胜利。

勒班陀的这支天主教舰队主要是由教会的税款与救赎金资助的。

参与这次海战的战士对于这次战役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此后出版的史料中，他们被描述为一群为这次战役做好充足心理准备的人；他们人人都怀着虔诚、悔罪之心，希望得到上帝的赦免。

这样的表达方式一定会得到伊拉斯谟的赞许，而圣路易想必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

事实上，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同时，天主教派也顺便调整了对十字军运动的投入，包括可以让人们接受的各类机构，而这是以对这些机构施行改造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oI）甚至在1562年自行组建了一支新的骑士团，即圣斯特凡骑士团（KnightsofSantoStefano），这将在第十三章中做更深入的讨论。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真正使十字军运动昌盛起来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

相较于其他地方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十字军运动的制度连续性在这里是非常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