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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

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夫“必有事焉”

只是“集义”

，“集义”

只是致良知。

说“集义”

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

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

故区区专说“致良知”

。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

；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

。

著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

故说“格、致、诚、正”

，则不必更说个“忘、助”

。

孟子说“忘、助”

，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

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

，在“必有事焉”

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

，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之弊乎？孟子“集义”

“养气”

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

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

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

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

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

之功尚未了彻也。